由于兼有道经和山志的双重属性，明代武当山志既是研究武当山历史变迁和武当道教渊源流变的第一手资料，也为我们研究中国道教史、政治史、文化史和区域社会史等诸多领域的相关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珍贵的史料。笔者近年在研习武当道教文化的过程中，曾多次援引明代武当山志以校补古今著述，渐觉其文献价值之不菲与不彰。兹聊举数例，以见其概，并望藉此一隅，引玉大方。

一、根据《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九“万历十一年（1583）七月甲申”条记载：万历十一年（1583），明神宗欲恢复武当山提督内臣兼行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的做法，遭到了朝中大臣的激烈反对。明神宗遂命负责撰写敕谕文书的大学士申时行查阅明世宗当年给王佐、吕祥等人的敕谕，以参其异同。结果申时行只查到了当年给吕祥的敕稿，给王佐的敕稿则因岁久而无存。王佐提督武当山始于嘉靖十八年（1539），止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距万历十一年（1583）也仅几十年光景，但相关敕谕文书就已无法在宫廷档案中找到。幸赖明代武当山志的收录，这些敕谕文书才得以完存至今。明代武当山志不仅备载明代诸帝给武当山提督内臣的敕谕，还悉数收录了他们颁给武当山提调藩臣的敕谕，为研究明代武当山双重管理体制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机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二、朱彝尊著《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三“中涓”条记载：清初学者朱彝尊晚年曾勤力搜访明代宦官的诗作，结果仅得龚辇、张u、傅伦、王翱、张维、孙隆等6人的8首诗作，其他如杨友、吕宪、戴义、李学等人虽偶有诗句流传，但多不成章，故无诗可录，这让朱彝尊颇为感慨。今考明代武当山志，朱彝尊论及的这十位宦官中有五位与武当山关系密切，其中龚辇、吕宪、李学等三人都曾担任过武当山提督内臣之职，而戴义、张维等二人都曾先后登临武当，他们题咏武当山的诗作绝大部分为朱彝尊所未见而为明代武当山志所收录，这还不包括弘治年间奉使武当山的御用监太监扶安的一首诗作。

三、《武当福地总真集》亦称《武当总真集》，元刘道明编撰。该书完成于至元辛卯（1291），前有刘道明序，后有吕师顺跋。《武当总真集》是迄今所知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当山志，“会万古之精华，敛一山之风月”，不仅详细记载了武当山的山水人文，还首次将玄帝故事与武当山水全面对接，基本上完成了道化武当的宗教使命，因此也顺理成章地被明修《道藏》所收录。今考明代武当山志，当初曾为《武当福地总真集》作序者还有时任承务郎襄阳路均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的蒙古人息刺忽。该序作于元大德庚子年（1300）上巳日，因事涉蒙元，可能在明修《道藏》时被人为删削。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道藏提要》的作者没有注意到这篇序文，故无从谈起。本世纪初，《中华道藏》的编者同样忽略了这篇序文，因此也未曾将其收入原书，还其原貌，殊为可惜。事实上，息刺忽的这篇序文早在任自垣山志卷十五“金薤编”中就已出现，并题作《武当事迹序》。

四、王春瑜、杜婉言著《明朝宦官》第四章“明朝宦官事例”共收录有事例可考的明朝宦官达600余人，其中别为立传者85人，搜罗宏富，考证谨严，是一部全方位、多层次、透彻解析明朝宦官的权威力作。但该书对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的记载却寥寥无几，且间有疏误之处。例如，第四章“明朝宦官事例”载：“书兴，成化时为梁芳党羽。后得罪久废。弘治初，斥退。正德初，由众宦官推荐为太和山司香兼分守湖广行都司地方。”今考明代武当山志，正德初年提督武当山者只有韦兴并无书兴，书兴当系韦兴之误。韦兴，广西梧州人，弘治十八年（1505）十一月二十六日由印绶监太监奉敕提督武当山兼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制度自宣德十年（1435）设立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其间有众多宦官相继提督武当山，明代武当山志对他们的籍贯、职衔以及提督武当山的具体年月大都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其中部分宦官如韦贵、王佐等人还有诸多事迹可考。此外，诚如王春瑜、杜婉言先生所言，关于明代宦官的碑刻资料比较罕见，但已知有关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的碑刻就有两通，一是弘治七年（1494）春二月望日抚治郧阳右副都御史王道所撰《大明故敕镇武当兼分守湖广行都司提督三省八郡军民事内官监太监韦公墓志铭》，一是嘉靖二十八年（1549）番禺人均州学正冯继科为王佐所撰《恩命碑记》。明代武当山志虽失收前者，却录有后者。从王春瑜、杜婉言先生书后所列举的资料出处来看，估计是没有见到明代武当山志，因此也就没有注意到其中丰富的宦官史料。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制度是中国宦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希望今后能借助于对明代武当山志的挖掘和整理，使这一问题得到较多的关注。

五、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云：“太岳太和山镇守太监一员，辖均州等处。经管本山香火、羽流。进榔梅、鹰嘴笋、骞山茶等件。”成化十二年（1476）十二月，郧阳开府，增设郧阳抚治并湖广行都司，统筹解决荆襄地区的流民问题。提督内臣作为明皇室的心腹，旋兼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虽然武当山提督内臣兼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的做法持续时间很长，但今考明代武当山志，只有弘治十七年（1504）四月初七日明孝宗给内官监太监齐玄的敕谕题作“敕提督大岳太和山兼镇守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余皆题作“敕提督大岳太和山兼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另据《明武宗实录》记载，弘治十八年（1505）六月乙亥，兵部奏称：“湖广钧（按：当为均）州太监齐玄原非额设，近又改为镇守，复增于旧。而西北沿边，凡有兵马处，皆添设监仓、分守、守备内臣，此边方之极弊也，乞悉遵诏旨取回，一应边事，责之镇巡等官，庶少纾边防之困。”明武宗允兵部之奏，不仅将镇守太监齐玄取回，还命兵部将其余应裁减者查议以闻。由此可见，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只有齐玄一人曾加镇守太监职衔，而且时间还非常短暂。故刘若愚称武当山提督内臣为“镇守太监”的说法有失准确，不若“分守太监”为宜。据《明史》卷七十六“职官志五”记载：“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为协守。”由是观之，镇守与分守虽仅一字之差，但还是有所区别的。此外，刘若愚谓武当山提督太监额设一员的说法也不全面。据明代武当山志记载，早在成化二十年（1484）十月，明宪宗就已敕谕尚衣监太监潘记前往武当山与内官监太监韦贵一同管事。正德年间，武当山添设内臣协同分守的情况更为普遍，王佐山志卷八“敕提督内臣”对此记载甚详。

六、石光明、董光和、杨光辉主编《中华山水志丛刊》选收了明清时期至民国初年稀见实用的316种山水志，集成丛书，蔚为大观，为史地研究者和有关地方政府的研究规划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也引起了学术界对山水志的关注与重视，推动了古籍文献的挖掘、整理与出版，善莫大焉。但由于失收明代武当山志，没有比较明清武当山志的异同，因此，《中华山水志丛刊》的编者既对明代武当山志的学术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又对清代武当山志的学术价值有过度拔高之嫌。事实上，明代武当山志不仅收录了元代揭侯斯撰《大五龙灵应万寿碑》和明代拨赐公田佃户供赡道士之事，其记载还远较王概《太岳太和山纪略》为详。故所谓“为它书所不及”，抑或“不见于其它志书”的说法，都不够准确。

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实例，都是笔者在学习武当文化和研读明代武当山志的过程中所发现的，既生动地说明了明代武当山志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反映了学术界对其文献价值的挖掘和整理还很不够，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研究。当然，这也是目前整个道教宫观山志研究需要共同努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