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里湾
长篇小说。赵树理著。初载《人民文学》1955年1至4月号。本书有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1959年2版，1962年3版;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1963年版。1951年，太行山区三里湾村建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二年秋天，社里准备开渠、扩社，于是引起了一系列矛盾和斗争。以党支部书记王金生和王玉生、王满喜、范灵芝等为代表的先进人物同村长范登高、富裕中农马多寿等党内外落后分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而且这种斗争渗透到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婚姻恋爱和道德观念等各个方面，经过复杂的斗争过程，范登高、马多寿等逐渐有了转变，和广大农民一起入了社，解决了开渠问题。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初期农村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特别是反映了改造小生产者私有观念和封建意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各类人物典型。党支书王金生一家是先进农民的代表，王金生党性强，顾大局，坚持原则，办事认真，是合作社的组织者和带头人。弟弟王玉生心灵手巧，忘我无私，是技术改革的能人。妹妹王玉梅聪慧勤劳，泼辣厚道，是一个秉承着劳动农民淳朴家风的农村姑娘。马多寿外号“糊涂涂”，他和老婆“常有理”、儿子“铁算盘”、儿媳“惹不起”共同构成了自私、落后、顽固的小私有者群像。村长范登高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党内的代表，他在土改时多分了好地因而比别人“翻得高”，于是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顽强地抵制农业合作化运动。老党员袁天成听任老婆“能不够”指挥，虽然加入了合作社却一心变相地多留自留地，尽力维护个人小私有者的利益。这些不同类型的个性鲜明的人物，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在艺术表现上，继承并开拓了作者早已关注的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传统，注意故事的连贯性和曲折性，以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幽默健康的情趣增强作品的艺术魅力。
登记
短篇小说。赵树理著。初载《说说唱唱》1950年第6期。小说写的是农村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艾艾与小晚、燕燕与小进是两对自由恋爱的青年，他们的婚姻遭到村公所民事主任、区政府王助理员及老一辈农民的反对。他们勇敢地同自私自利的封建残余、新政权中的官僚主义及家长的包办婚姻作斗争。在新的婚姻法的支持下，这两对青年终于取得了婚姻的自由。作品通过艾艾与其母亲小飞娥的婚姻对比，鲜明地展示了两代妇女在婚姻恋爱问题上的不同命运，赞扬了新社会妇女的精神面貌。作品用讲故事的手法，以罗汉钱作为情节发展线索，环环紧扣，引人入胜，结尾富有喜剧色彩，具有浓厚的民族生活气息。曾以《罗汉钱》为名改编成多种戏曲。
锻炼锻炼
短篇小说。赵树理著。发表于《火花》1958年8月号和《人民文学》1958年9月号。山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9月初版、10月2版;作家出版社1958年11月初版、1960年再版。收入作家出版社1959年8月出版的《1958年·短篇小说选》、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出版的《山西短篇小说选(1949—1979》中。1957年秋，争先社开始整风，副主任杨小四给社里的两个落后妇女“小腿疼”和“吃不饱”贴了一张顺口溜的大字报，批评她们好吃懒做，自私取巧。小说通过“小腿疼”闹社房，“吃不饱”拨弄是非和棉田风波的描写，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农村落后妇女的形象，揭示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性，提出了教育落后农民对于巩固集体经济的重要性。同时，小说还描写了社主任王聚海对落后妇女一味迁就，而对一些与他想法不同的年轻人则让人家“锻炼锻炼”的错误态度，批评了王聚海式的无原则、怕矛盾、压制新生力量、庇护落后思想的干部，指出了这种“和事佬”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的危害性。在作品中，作者还满腔热情地赞扬了以杨小四为代表的新干部，写了他们敢于理直气壮地维护纪律、坚持原则的好作风。在艺术上，小说善于在对照衬托中刻画人物，善于运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王聚海常常让别人“锻炼锻炼”的口头语，神情毕肖地画出了一个是非不辨、赏罚不明的官僚主义的干部形象。
孟祥英翻身
现代短篇小说。赵树理著。华北新华书店1945年3月初版，列入“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创作小丛书”，内收《序》1篇。1946年9月华中新华书店再版，列入“大众文库”，改收《作者的话》1篇。作品是根据抗战时期的真人真事写成的。小说描写孟祥英9岁时死了爹娘，长大嫁到牛家，忍受着婆婆和丈夫蛮横的压迫和残酷的摧残，满肚子苦水“没伸冤的机会”，曾经“两次寻死，都没得死了”。1942年，村里来了工作员组织妇救会，因她“说话把得住理”，被推选当上了主任，经过曲折的斗争，终于获得新生。孟祥英响应政府号召，克服困难，带领妇女采野菜度荒，工作成绩突出，被选为劳动英雄。作者在《序》中写道，这篇作品本来准备写成“生产度荒英雄孟祥英传”，“可是得到的材料，不是孟祥英怎样生产度荒”，而是她“怎样从旧势力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就写成了“一个人从不英雄怎样变成英雄”。
小二黑结婚
短篇小说。赵树理著。1943年10月华北新华书店初版。它是作者的成名之作，也是显示作者风格的代表作之一。出版时，彭德怀曾亲笔题词：“象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作品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冲破封建传统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恋爱，受到了有浓厚封建落后思想的“二诸葛”(小二黑的父亲)、“三仙姑”(小芹的母亲)的极力反对，并为窃据了村政权的恶霸金旺、兴旺兄弟所忌恨，遭到诬谄和迫害。面对种种阻力，小二黑和小芹进行了坚决、勇敢的抗争，最后在区民主政府的支持下，斗倒了恶霸，教育了两位家长，取得了婚姻自主的胜利。小说抨击了农村中的封建残余势力，批判了人民群众中的封建思想，歌颂了新的人物，新的时代风尚。它表明，在解放区，不仅政治和经济领域有了变革，而且在爱情、婚姻、家庭和道德领域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小说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作者汲取中国传统说唱艺术和古典小说的长处，使作品情节连贯，故事性很强。在故事情节的开展中运用白描手法和细节描写，刻画了三组各具特色的人物，其中两位“神仙”的塑造尤为成功，达到维妙维肖、呼之欲出的地步。作品语言朴实生动、幽默风趣，表现力很强，真正做到了语言的大众化。作品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把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李有才板话
中篇小说。赵树理著。初载于1943年7月25日至8月13日《晋绥日报》副刊。同年底由新华书店初版。它是作者的代表作。小说“尽量用普通的平常的话语，但求每句话都能适合每个人物的特殊身份、状态和心理”(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的描写手法，围绕着阎家山民主政权的归属和减租减息的开展，广阔而又深刻地展示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生活。阎家山抗战后虽成了根据地，但历来只手遮天的恶霸地主阎恒元，仍依仗权势和奸滑，伪装退居二线，实际上继续操纵政权，破坏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他还利用上级派来的章工作员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骗得了“模范村”称号。因此，尽管杰出的民间歌手、“板人”李有才不断地以快板为武器，揭露抨击阎恒元势力，团结“小”字辈展开斗争，仍不能挣脱压迫。直到县农会主席老杨深入下来，才发现了问题，并发动和组织农民斗倒了阎恒元，取得了“翻天地”的“大胜利”。作品成功地运用了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质朴明快的语言，在色彩诙谐的喜剧氛围中，深刻地揭示了根据地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它“让我们看见了解放区的农民生活改善斗争过程和真相”(茅盾《关于〈李有才板话〉》)。周杨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认为，“作者在这里正确的处理了农民斗争的主题，写出了斗争的曲折与复杂性，写出了农村中的各种人物：地主，农民;包括积极的，中间的，与落后的;两种类型的工作干部。他没有把人物与行动简单化，……他的笔是那样轻松，那样充满幽默，同时又是那样的严肃，那样热情。”郭沫若也认为：“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板话〉及其它》)。
李家庄的变迁
长篇小说。赵树理著。1946年1月华北新华书店初版，标为“通俗小说”。它“不但是表现解放区生活的一部成功的小说，并且也是整风以后文艺作品所达到的高度水准之一例证。”(茅盾：《谈〈李家庄的变迁〉》)。全书共16章，以太行山区的一个村庄的几度变迁，反映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日战争胜利期间山西农村的阶级斗争。作品涉及了抗战以来山西发生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张铁锁是作品的主人公，他被以李如珍为代表的地主势力害得倾家荡产、流落他乡。后来在共产党员小常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在家乡组织农民和地主斗争，几经曲折，最后终于惩处了李如珍，得到了翻身解放。作品揭露了社会黑暗势力凶残狠毒的本质，歌颂了八路军和劳动人民忠贞不屈的品质和斗争精神。作品是中国一个历史时代的伟大变革的真实映照。它显示了中国农村变革的必由之路，同时也预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道路。作品结构完整，情节跌宕交错。表现手法富有中国传统评书的特点：朴素、简洁、明快;语言是来自群众的口语而又经过加工的文学语言，通俗、生动、形象。“用一句话来品评，就是已经做到了大众化。没有泛泛的堆砌，没有纤巧的雕琢，质朴而醇厚，……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茅盾《谈〈李家庄的变迁〉》)此书曾先后被改编为话剧、曲艺等，并译成几国文字流行于国外。
福贵
现代短篇小说。赵树理著。《福贵》叙述了一个破产后迷入下流社会的青年农民的经历和遭遇。福贵本是个正派青年，庄稼活“各路精通，一个人能抵一个半”，又是民间戏班中的好角色。只因娶亲和安葬母亲，他借了地主王老万30块钱，被迫到王家做长工抵债，但是，所欠的债还是一年比一年多，到第四年，连本带利滚到了90多块钱，最后他的四亩地和三间草房也被地主盘剥去了。福贵成了游民无产者，到处流浪，并沾染了赌博和偷盗的不良习气。然而，他那时挣了钱，还要拿回来补助家庭，赌输了，绝不回家剥削妻子。后来王老万借口他当吹鼓手玷污了本族的清白，要把他“打死”、“活埋”，逼得他背井离乡，逃亡在外七八年。后来这个地区成了根据地，抗日政府组织改造流氓、懒汉、小偷，福贵被组织到难民组开荒，获得了新生。不久，他回到家乡，找区干部和农会主席诉说自己的经历，在群众会上，他控诉了王老万对他的剥削和迫害，说明自己背上坏名声完全是地主阶级和旧社会所逼迫的结果。作者在《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一文中写道，“我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作农村工作的人怎样对待破产后流入下流社会那一层人的问题。这一层人在有些经过土改的村子还是被歧视的”，“我写《福贵》那时候，就专为解决这个问题”。
求雨
赵树理著。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10期。金斗坪村有一座龙王庙。解放前，每逢遭受旱灾，金斗坪的人便集中在庙里跪祷求雨。地主周伯元总是趁机用粮食低价买地。土地改革后，土地回到农民手里。这年夏天又遇上旱灾。村党支部书记于长水动员大家开渠引水。可是在动工的同时，仍然有八个老农民，在龙王庙敲钟鼓求雨。而且，求雨的人愈来愈多。庙里定出轮班跪香制，连参加开渠的人上下工时也去磕个头。两天之后，开渠遇上石崖，进度很慢，这一来，开渠的人更少了。于长水冥思苦索，想出了架槽的好法子，开渠的劲头又鼓了起来。当渠道通了水之后，庙里求雨的人溜得一个也不剩。作品表现了建国初期我国农民对封建迷信的斗争和胜利。
银杏之果
现代中篇小说。滕固著。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5年3月初版。收作者《序》1篇。作品描写一位意志薄弱、性情忧郁的青年因爱情不幸而自戕的悲剧。少年秦舟因避战祸，与表侄女H小姐一起到K县亲戚家寄居。他们在一起交谈，观海，拾银杏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嫡母以两人辈份不合为由破坏了他们的恋爱。秦舟带着感情的创伤赴上海求学。他讨厌父亲的专制教育和苛刻的督导，又渴望得到感情的寄托，便引诱了女学生Y小姐并与之同居，结果导致Y小姐遭到世俗舆论的攻击，自己也受到同室朋友的谴责和警告。秦舟感到无法在这片世俗的空气里生活下去，只身赴东京留学。他企图以异国的风景和文化来陶冶自己悲哀的心情，但终因精神不安、生活寂寞而逐渐沉沦。正当他怀念H小姐并为她祝福之际，传来了她不幸早逝的消息。秦舟的精神受到刺激，终于在银杏树下投渊自尽。小说通过主人公秦舟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悲剧，揭露了封建伦理和家长专制作风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和幸福生活的扼杀，表现了“五四”时期青年一代对幸福的追求。小说带有作者自叙传的性质，虽然气氛悲哀，但“取材亲近”，感情诚挚，“人物的性格、事件的推移都很真实”，带有一种“写实的作风”(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