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心杂言
一卷。宋李邦献(生卒年不详)撰。李邦献，怀州人，太宰邦彦之弟，官至直敷文阁。是书，在宋有临安刊本。题为林逋撰，或为尹焞撰。至宋濂《跋》其书，则谓逋固未尝著，焞亦因和靖号偶同而误，皆非其实。而王泌所编《朱子语录》续类内，有《省心录》乃沈道原作之文。必有所据，当定为沈本。云云。史无定论。今考 《永乐大典》具载是书，共二百余条，盖依宋时椠本全帙录入。前有祁宽、郑望之、沈浚、汪应辰、王大实五序;后有马藻、项安世、乐章三跋，并有邦献孙耆冈及四世孙景初跋三首，皆谓是书邦献所作。耆冈且言曾见手稿。其说出于李氏子孙，可证。又考王安礼为沈道原作 《墓志》，具列所著 《诗》、《传》、《论语解》等书，并无 《省心杂言》之名。足证确非道原作。宋濂考之未审。是书简要，质而能该，于范世励俗之道颇有发明，谨理正谬误，定为李氏之书，而考证其异同。有 《永乐大典》本。
圣经学规纂
二卷。清代李塨(1657—1733)撰。全书摘录四书五经中的“为学”之道，以申明作者关于“古圣学规，固不可不亟明于世矣”的观点。其中第一卷摘录了 《论语》中关于学规的内容三十九条、《中庸》中关于学规的内容三条、《孟子》中关于学规的内容十一条等;第二卷摘录了《尚书》中关于学规方面内容三条，《易经》中一条、《诗》中一条、《周礼》中八条、《礼记》 中九条。有 《李恕谷遗书》本、《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圣谕广训
清圣祖著,清世宗训。一册,一卷。书前有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御序,同年武英殿刊印。原名“圣谕十六条”。清康熙帝撰写颁布。全面系统地宣扬封建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以为约束臣民。内容为：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勤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追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雍正帝认为它“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间，本末精粗，公私巨细”，皆己囊括无遗。为了进一步向百姓灌输封建道德，雍正于每条上加注释，改名为《圣谕广训》，并刊刻颁发，大力宣扬，各府州县学官，每月朔望两日，择地聚集士庶，宣读《圣谕广训》条文。在乡村除宣读外，还要用通俗语言解说，雍正帝希望以之“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器凌之陋习，则风俗醇厚，室家和平”(《圣谕广训序》)。明确表明颁布和宣讲《圣谕广训》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秩序，使其成为清朝统治者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
士翼
四卷。明崔铣(1478—1541)撰，崔铣字子钟，一字仲凫，号后渠，又号洹野，安阳(今属河南)人。弘治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因忤宦官刘瑾，出为南京稽勋主事。瑾败、召还翰林，晋侍读。后任南京国子祭酒，因上疏忤帝，勒令辞官，家居十六年。以太子立，起为侍读学士，转南京礼部右侍郎。其学以程朱为宗，抨击王守仁之学不遗余力，斥王守仁为霸儒。著有《文苑春秋》、《读易余言》、《彰德府志》等。此书前三卷曰 《述言》，皆为语录之类。后一卷曰 《说象》，专论六十四卦象之义。他在自 《序》中谓，退居相台十年，非圣人之志不存，非《翼经》之文不阙，乃札记所明，稍修章句，名曰 《士翼》。他在书中认为，理常聚而气亦常聚，气若散而理亦散，气散则理无所附。性之所寓曰 “心”，心之所具曰 “理”。理即性，心乃发用此理亦即发用此性者。天命即为性，故物之理即吾心之理。因性即理，所以性乃仁义而已。但性有等，其原因在于气。他在书中又认为，谈理至宋人而精，然而滋蔓;讲学至宋人而切，然而却空;汉唐的小人易见，宋代的小人难知; 汉唐的君子可信，宋代的君子当考; 去《序》而言 《诗》，背左氏而言 《春秋》，必然荒谬。又认为，其世治者，其言公布于众;其世兴者，其论公布于朝;其世衰者，其论公布于野。公论不可一日而发。其言皆为讲学家所深讳，而作者侃侃而谈，直抒无隐，可谓皎然而不自诬其心。至于萧何荐举曹参为克己归仁之语，虽然意有所寓，然而未免失当，乃白璧微瑕。有 《崔洹野集》本，《四库全书》本。
世纬
二卷。 明袁袠 (1502—1547)撰。袁袠字永之，号胥台，吴县 (今属江苏) 人。嘉靖五年(1526)中进士，选庶吉士。历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广西提学佥事等职。以病告归，读书于横塘别业。著有《皇明献实》、《袁永之集》等书。此书共二十篇，分别为 《官宗》、《遴传》、《简辅》、《降交》、《诱谏》、《广荐》、《崇儒》、《遗士》、《裁阉》、《汰异》、《距伪》、《抑躁》、《久任》、《惜爵》、《惩墨》、《节浮》、《革奢》、《正典》、《实塞》、《均赋》，所论皆指陈时弊，切中要害，毫无所隐。作者在自《序》中，以“凿柄异用，竽瑟殊好，空言无益，祇增多口”之语，指斥不务政事的文臣武将。他在《距伪》篇中谓“今之伪者则不然：其所诵读者，周孔之《诗》、《书》也; 其所讲习者，程朱之传疏也;而其所谈者，则佛老之糟粕也”。“党同而伐异，尊陆以毁朱，不出老生之常谈，庸人孺子皆知其非，而士之好名利，趋富贵者，方以为孔孟复出也”。即指斥姚江末流之弊。其他所论，亦皆忧时感事，发愤而作。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等。
双桥随笔
十二卷。清周召(生卒年不详)撰。召字公右，号拙庵，衢州(今浙江省衢县)人。康熙初，官陕西凤县知县。是书为其在耿精忠叛乱期间避兵山中所作。双桥，乃其山中所居之地名。该书卷端标名《受书堂集》，而《双桥随笔》为其子目，可能为全书中之一种。书前有自序，称“老生常谈，诚不足采，而药石之言，原以针砭儿辈，与世无关。所自矜者，集中大意在于信道而不信邪，事人而不事鬼，言理而不言数，崇实而不崇虚。窃以为独立之见，若中流一砥”。虽有自诩太过之嫌，但对于明末士大夫阳儒阴释、空谈性命之弊，所言颇为深切。因该书为随笔记录，意到即书，故不免有重复冗漫之处。该书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四库全书》 本等。
四书蕅益解
作为晚明佛教四大高僧之一的蕅益智旭，自幼受到程朱学派的熏陶与感染，后来转而成为佛教的信仰者，其一生都致力于佛教的复兴与三教的融合。他在坚持不懈地研习佛法，笃实修行的同时，极力主张儒佛会通。其著作《四书蕅益解》为晚明佛教界儒佛会通的代表作，体现了晚明佛教界调和儒佛的成就，也显示了佛教界在处理儒佛交涉问题上的日趋圆熟。蕅益在重新注解《四书》时，有意识地与朱子学对立，力图打破当时朱子四书学的范式，而以佛家旨意诠释《四书》，冀望藉此以儒扶佛，复兴佛教，达到引儒门同归佛海的目的。
辨定祭礼通俗谱
五卷。清毛奇龄(1623－1713)撰。毛奇龄，又名甡，字大可、齐于，号初晴，学者称为西河先生，浙江萧山人。兼工书画，与毛先舒、毛际可齐名，为“文中三豪、浙中三毛”之一。本是明朝诸生，明末遁隐，康熙间以诸生荐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任《明史》纂修官，后以病请归，不复出。毛奇龄品目严峻，喜驳辩以求胜，一时士流多忌之。博览群书，精通经史，善诗文，工音律。平生着述宏富，除《辨定祭礼通俗谱》外，还有《仲氏易》、《推易始末》、《河图洛书原舛编》、《太极图说遗议》、《春秋毛诗传》、《春秋属辞比事记》、《乐本解说》、《古今通韵》、《易韵》、《经问》、《四书改错》、《中庸说》、《大学证问》、《周礼问》、《诗传诗说驳议》、《诗札》、《毛诗百官记》、《舜典补亡》、《西河合集》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其书目有四十余种，后人编为《西河全集》。《辨定祭礼通俗谱》是研究《祭礼》之书，取古礼而酌以清制，所论“祭礼”务必融入人情，以通俗为准则，但不免有违古义。然其对“祭礼”大致斟酌变通，凡古礼之必不可行，将俗礼之误托于古者，剖析考证亦往往明晰准确，为研究“祭礼”各成一家。可为后人研究“祭礼”之参考。版本有清同治十年(1871)《四礼从宜》刊本、《西河合集》本、《西河全集》本。
春秋地理考实
四卷。清江永撰。此书前三卷为考辨《春秋》经传之地理，第四卷则是为《春秋传说汇纂》一书中之《王朝列国兴废说》的地理考证加注。此书按经传秩序，对山、川、国、邑地名随文加以辨析，且只对旧说之未当者加以辨证，并确指今为何地。以简明为主，不旁摭远引，故名为“考实”。考辨精细为此书之最大特色，尤其对名同地异，注家缠绕混淆者，辨证特详。如《隐公元年传》“费伯帅师城郎”，杜注以为郎在高平方与县东南，江氏认为其地在“今废鱼台县，去曲阜二百里许”，与鲁隐九年之“城郎”，鲁桓十年之“战于郎”，鲁庄十年之“次于郎”之“郎”乃同名而异地。后者为鲁近郊地名，即《公羊传》所谓“吾近邑”。并引《左传》记公子偃自雩出门，先犯宋师，证郎在鲁郊，又引鲁哀公十一年“师及齐师战于郊”，《礼记·檀弓》作“战于郎”为佐证。又如《左传》鲁僖公三十年“许君焦、瑕”，杜注以为“晋河外五城之二邑”。江氏则认为是以焦、瑕代表晋河外五城，此《水经注》以考定郇城在解故城东北二十四里，瑕城去解西南五里，郇瑕二地相距约三十里。且认为以预于成公六年注合郇瑕为一，于僖公十五年注以瑕吕为姓，皆失之。江氏精通音韵，然其于音近通转之考证法却极为谨慎。如《左传》庄公八年，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杜注：“齐地。临淄县西有地名葵丘。”《春秋传说汇纂》据《后汉书》又举一地，云“西安县有蘧丘里，亦名渠丘，即古葵丘地。今青州府临淄县西三十里有西安故城，葵丘在其处。”葵、蘧、渠古音十分接近，但江氏不用音韵，其考辨云：“今按《水经注》西安县之渠丘，时水所迳；齐西之葵丘，系水所迳，则是二地。京相旸曰：‘葵丘在临淄西五十里’。若渠丘在西安者，齐公孙无知邑。”此书多采《春秋传说汇纂》及《大清一统志》之说。此书撰成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现存阮刻《经解》本。
春秋地名考略
十四卷。高士奇撰。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清代着名史学家、经学家、诗人。康熙二十四年，高士奇奉敕撰《春秋讲义》，因考订地理，撰成此书奏进。然据阎若璩《潜丘札记》，则此书之实际作者乃徐善(字敬可，《四库提要》作徐胜，误)。其书以《春秋》经传地名分国编排，首列国都，次及诸邑，每一地名之下，先录本文，次详杜注，然后以先儒注疏及各史志传参考之。其《自序》云：“元凯所注，十得八九，其有阙而失据者，则京相旸之《春秋土地名》三卷、郑樵《春秋地名谱》十卷，杨湜《春秋地谱》十二卷，以及郦善长注《水经》、陆淳《春秋纂例》、张洽《春秋集传》多所考居，补元凯所未备。”其书考证颇为精核，如：“瓦屋”条云：“隐八年，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杜注：周地。臣谨按：《传》称会于温、盟于瓦屋，瓦屋距温当不远，故杜注言周地也。或言东昌府濮州观城县四十里有瓦屋城即三国会处，去温甚远，不可从。”又“邬”条云：“隐十一年王取邬、刘、蔿、邗之田于郑。杜注，邬刘二邑在河南，缑氏县西南有邬聚、西北有刘亭。蔿、邗，郑邑。臣谨按：乌有二，《后汉书》缑氏有邬聚，即此地，今在偃师县西南；晋司马弥牟为邬大夫，在汾介休东北。”其书由于是进呈御览之作，故清儒颇为推重。徐乾学《序》赞其“搜采之博，考辨之精”，“其用心之勤，则在乎贯通全经”，“此书非直元凯功臣，抑且为《禹贡》职方之嫡系”。朱彝尊《序》亦称其“考迹疆理多所厘正，简矣而能周，博矣而能要，无异聚米画也，振衣而挈其领也”。然此书亦时有贪多炫博，转致琐屑之弊。如鲁庄公筑台临党氏，遂立“党氏台”一条，而党氏台实与地名无关；又如晋以先茅之县赏胥臣，遂立“先茅之县”一条，却又不指明为何地。如此之类，曾是过求详备之失。揆其原因，大抵因其为进呈御览之作，故宁滥而勿缺。现存康熙二十七年高氏清吟堂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