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枝头,忽看蓓蕾,金粟珠垂。半颗安榴,一枝秾杏,五色蔷薇。何须羯鼓声催。银釭里、春工四时。却笑灯蛾,学他蝴蝶,照影频飞。
柳梢青·灯花。两汉。张林。 白玉枝头,忽看蓓蕾,金粟珠垂。半颗安榴,一枝秾杏,五色蔷薇。何须羯鼓声催。银釭里、春工四时。却笑灯蛾,学他蝴蝶,照影频飞。
词中吟咏的油灯结花为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古来题咏灯花的作品也层出不穷,但张林的这首词却能不落俗套,新颖别致,读来饶有情味。
上片刻画灯花,连用五个比喻,淋漓尽致地描绘了灯花在不断变化中呈现出的千种姿态、万种风情。
“白玉枝头,忽看蓓蕾,金粟珠垂。”白玉枝,指白色的灯芯草。前两句说,灯蕊在不经意间结花,它最初如花蕾般含苞待放。“金粟”,桂花的别名,这里形容灯花。韩愈《咏灯花同侯十一》云:“黄里排金粟,钗头缀玉虫。”此种比喻在灯花描写上用得是最为普遍,本词是以它来描摹灯花初结成时的形状。下面三句,句句比喻,形容灯花的三种不同景象。“半颗安榴,一枝杏,五色蔷薇”。安榴,即石榴。石榴来自西域的安国,由张骞出使时带回,故又名安石榴。灯花越结越老,形状不断变化,它先是碎小如桂花,继而大如绣球般的石榴,再变成鲜艳浓的杏花,最后变得如蔷薇花般色彩绚烂斑驳。“半颗”、“一枝”、“五色”,这三个数量词,从小到大,依次递增,既写出了灯花的变化过程,将其各种姿态刻画地生动形象。
上片可说是用实笔摹绘灯花由初绽到盛开的过程,下片则是以虚笔来称赞灯花之美,简直可称巧夺天工。
“何须羯鼓声催。银釭里、春工四时。”羯鼓,用唐南卓《羯鼓录》记载的唐玄宗敲击羯鼓,催开含苞欲放的柳杏的典故。唐玄宗此举在于夸耀人工能巧夺造化,而本词则反其意而用之。银灯(釭即银灯)。里点燃的灯芯草会结花,它并不需要人工的催唤,好像其中自有造化的四时功能。作者从另一方面赞美灯花的富于变化,似有造化之功。“却笑灯蛾,学他蝴蝶,照影频飞”。灯蛾扑火,与蝴蝶灯花,两者本来并不相干,但灯草既成灯花因而兼具两者的特点。作者有意将它们联系起来,并主要侧重蝴蝶戏花的方面。因此,运笔就将蝴蝶戏花加以此附。灯花既然是花,就应是蝴蝶戏嬉之物。有趣的是,灯蛾竟然学起蝴蝶来,不断地在灯花周围蹁跹飞舞,作者运笔俏皮,貌似揶揄灯蛾,却灵巧传神地赞美了灯花的丽若群芒。
这首词运用博喻手法,写得奇巧生动,俏皮有趣。虽无深情远意,但较之其他咏物词讲穷比兴寄托、笔致幽深、多愁善感的格调来,可算是别具一格,清新隽秀。
东汉人。章帝时任尚书。尝上书言县官经用不足,应恢复武帝时按等级给予均田之制。 ...
张林。 东汉人。章帝时任尚书。尝上书言县官经用不足,应恢复武帝时按等级给予均田之制。
饮马长城窟行。南北朝。萧统。 亭亭山上柏,悠悠远行客。行客行路遥,故乡日迢迢。迢迢不可见,长望涕如霰。如霰独留连,长路邈绵绵。胡马爱北风,越燕见日喜。蕴此望乡情,沈忧不能止。有朋西南来,投我用木李。并有一札书,行止风云起。扣封披书札,书札竟何有。前言节所爱,后言别离久。
和仇雄川幽居十咏 其八 养花。明代。任环。 种筠酬彩凤,栽树养甘棠。更欲葵心吐,山居镇日忙。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太史公自序。两汉。司马迁。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古剑。唐代。刘长卿。 龙泉闲古匣,苔藓沦此地。何意久藏锋,翻令世人弃。铁衣今正涩,宝刃犹可试。倘遇拂拭恩,应知剸犀利。
雪。唐代。李咸用。 上帝无私意甚微,欲教霖雨更光辉。也知出处花相似,可到贫家影便稀。云汉风多银浪溅,昆山火后玉灰飞。高楼四望吟魂敛,却忆明皇月殿归。
答方彦卿寓黄家闸见寄韵 其二。明代。祁顺。 外物非良贵,中心有广居。老当知止足,贫不羡嬴馀。万事付蕉鹿,一生同蠹鱼。穷愁何用遣,还著未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