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译注
《文心雕龙》研究专著。陆侃如、牟世金合著,分上、下两册,由齐鲁书社出版。1962年陆侃如、牟世金合著了《文心雕龙选译》上下册,译注了《文心雕龙》25篇,后来牟世金以此为基础,补译全了其余25篇,对原来的译注也进行了修改,并重新撰写了引论和题解,遂成该著。本专著的注释综采国内外各家《文心雕龙》的译注本之长,准确、翔实。引文以有助于理解原著为主,也引证了部分与旧注不同或为其它注家所未曾引用过的资料。译文用直译方式,准确而流畅。每篇译注的前面都有一段“解题”,说明全篇的主旨。在全书之首的长篇引论,除按原书体系探讨了《文心雕龙》的基本内容外,还结合介绍在它的研究中存在的重大分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著者认为《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唯物思想基础之上的,“衔华佩实”是刘勰全部理论体系的主干。《文心雕龙》正是以“衔华佩实”为总论,以“论文叙笔”、“割情析采”为纲来建立其创作论和批评论的,这是其理论体系的概貌和基本特点。他们还认为《神思》篇提出的情与物、言与情、言与物三种关系是刘勰创作论的总纲,这个总纲既显示了创作论的理论体系,也符合以“衔华佩实”为主线的全书总的理论体系,而刘勰的“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则是批评论的基本观点,也是沿着“割情析采”这个全书理论体系的总纲而提出的。此外,著者在对全书的认真考察基础上,对研究中的许多分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因此,专著是一部既有着高度的学术价值,又有着广泛的普及性的《文心雕龙》译注本,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广大的《文心雕龙》读者当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论文。今人陈寅恪著。本篇前半部分略论魏晋两朝清谈之发展演变,后半部分由两晋、南北朝世奉天师道之士大夫对于儒学及佛教之不同态度,论及陶渊明之思想。著者认为,魏末与西晋即清谈之前期,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之异同为当时清谈主旨所在,清谈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是士大夫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完全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演变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认为陶渊明终生保持陶氏世传之天师道信仰,虽服膺儒学,却绝不受佛教影响。究其原因,乃在于他能自创一新自然说,自有其安身立命之所。其新自然说既是承袭魏晋清谈演变而来,又是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旧自然说而加以创改。它虽主张“自然”而反对“名教”,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等人之佯狂任诞;亦不似旧自然说过于看重有形的生命,唯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与大自然合为一体。渊明之思想,实为“外儒内道”。在此以前,历代论陶者,多着眼于文学的批评,而较少侧重于其思想的探讨。本篇就魏晋时代之学术思潮的广度作探讨,从清谈内容的演变与陶氏家传之信仰立论,成一家之言,别开生面。但著者把渊明之思想归结为“外儒内道”,并誉之为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有的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本文有1945年9月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单行本,今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
金石经眼录
一卷。清褚峻摹图,牛运震(1706—1758)补说。褚峻 (约1658—1728),字千峰,合阳(今属陕西省)人。峻工于刻字,以贩卖碑刻为业。经常自带干粮,走入深山穷谷、败墟废址中,搜求金石文字。凡前人书中所未著录,或虽载录而非作者所目击,未能详尽言之者,他都根据自己所亲见,一一绘其形状,摹其字画,并其剥蚀缺损之处,亲自钩勒,作成缩本,然后刻在木板上,非常逼真。本书收录自太学石鼓以下,迄于曲阜颜氏所藏汉无名碑阴,共四十七种。牛运震就各碑刻,一一加以详说,注明碑的长宽高矮及所在的地方;凡碑中假借通用字,并加以训释。本书所收录,虽数量较少,范围较窄。但比其有些作者著书只见拓本、或仅据传闻,并非亲见者,自然精核得多。此书于乾隆元年 (1736)出版,书前有褚峻自序。后褚峻又搜集到许多唐碑,另撰下卷。《四库全书》所收为纪昀家藏本。
金石林时地考
二卷。明赵均编撰。赵均,字灵均,吴县 (今属江苏省)人。其父赵宦光曾编《说文长笺》,并对篆隶书法颇有研究。赵均继承家学,也喜欢搜集金石,并进行考证。本书是取《东观余论》、《宣和书谱》、《金石略》、《墨池编》、《集古录》、《隶释》、《金石总要》、《箓竹堂碑目》、王世贞《金石跋》等各家书目所载,以及明代陆续发现的金石,按照陈思《宝刻丛编》的体例,依明代区划,并分别时代,加以编撰。其中有些考证,订正了他书之伪。较陈思所编,可靠性和参考价值更大一些。然其仍有不少疏漏和考证不确的。如在南直隶下所载唐碑,缺漏岑君德政碑等五种;考证福建 “玉枕兰亭”,赵均认为是褚遂良所书,亦不确。传本有 “四库全书” 本
金石录
宋赵明诚编著。明诚字德父,密州诸城(今山东诸诚)人。明诚雅好金石,很早就开始致力于搜求,金石碑刻家藏甚丰。后来,他受到欧阳修《集古录》的启发,编写了这部《金石录》。全书凡30卷,“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匜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前10卷为目录,共收金石碑铭凡2,000种,其中也有少量宋代资料;后20卷为辨证,对2,000种资料中的502种作了题跋。题跋着重记叙材料的出处和收藏过程,兼及材料本身的形制特点,一般不考证其所负载的铭文,例如卷13“玉玺”文条:“右玉玺文,元符中咸阳所获传国玺也。初至京师,执政以示故将作监李诫,诫手自摹印之,凡二本,以其一见遗焉。”本书材料宏富,考订精审,为研究古代金石文字的重要参考书。本书版本较多,初刻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后版本迭出,有焦竑从秘府钞出本、文嘉从宋刻影钞本、顺治四年(1647)谢世箕刻本、雅雨堂丛书本、三长物斋的重校刊本等。
金石文考略
十六卷。清李光暎撰。李光暎,字子中,嘉兴 (今属浙江省)人。嘉兴朱彝尊曾著有《吉金贞石志》,后朱氏所藏金石刻,又归于李光暎。李氏遂辑所得,并集诸家之论,而成此书。书前有雍正七年 (1729)金介复序,称此书编撰有条理。此书收集金石之书四十种,收集文集地志等书六十种。以前著录金石书籍诸家,均自据见闻,并为之评说。此书乃仿宋陈思《宝刻丛编》,杂取诸书,荟萃为之。在每条下,各注明所出之书,中有少数是李光暎自己考释。以前著录金石书籍各家,大都以考证史事为长,而此书却是以品评书迹为主。故在论书法上,汉隶则推宗郑簠之评,唐碑则取赵崡之论。正由于此,此书所引欧、赵、洪诸家释文,仅十之一。但《瘗鹤铭》不引张弨释文、“天发神谶碑”不引周在浚释文、“兰亭序”不引俞松考释,似为疏漏。传本有 “四库全书”本。
国语文法概论
胡适著。全文分三篇,第一篇为国语与国语文法,第二篇为国语的进化,第三篇为文法的研究法。前两篇谈了语言的起源、功用、发展变化等。认为语言文学有许多用处,可以表情达意,记载过去的经验,是进行教育的工具,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媒介。由于作者没能把握住语言的本质,因此,常将语言与文字、文学混为一谈,将文字、文学的功用加于语言之上。探讨语言起源时认为语言产生于“灵感”和“神灵”,否定语言系统具有规律性。认为语言文字自然变化是无意的,莫名其妙的,没能认识到社会发展是语言发展的根本动因。但是从文言发展到白话这段发展中,他却敏锐地发现了两个规律:即该变繁的都变繁了,如复音词的增加,字数的增加;该变简的都变简了,如词的概括性更大了,语法更简单了。在 “文法的研究法”中提出了三种必不可少的方法:(1)归纳的研究法,(2)比较的研究法,(3)历史的研究法。认为语法的研究,归纳法是根本的,比较法是佐证资料,历史法是限制归纳法推广归纳效用的手段。反对搞独立的汉语语法,但也不赞成一味的模仿,要比较与参考。认为语言有高低优劣之分,而汉语语法贫乏。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公平的。本书载《胡适文存》第三集,有1986年台北远流出版社铅印本。
论短篇小说
胡适作。本文原是 1918年3月15日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的演讲稿,傅斯年记录。初载于1918年3月22日——27日《北京大学日刊》“本校纪事栏”,原题为《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第四次会议录》。后经作者修改,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期。全文分3部分。第一部分从理论上对短篇小说作了界定,指出了短篇小说的特征:1,截取“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 2,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加以描写。作者通过分析《最后一课》与《柏林之围》,使短篇小说“用一段代表全体”、“用一面代表全形”的特征。第二部分从上述的界定出发,勾勒了“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文章指出,从“用心结构”的先秦寓言《愚公移山》到明清两代的《今古奇观》、《聊斋志异》,不管是创作方法上的“理想主义”还是“写实主义”,语言形式上用白话还是文言,都有若干的佳作。其发展趋向是“由略而详,由粗枝大叶而琐屑细节”。第三部分为结论。文章指出,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这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日益繁忙和文学进步所要求,因此,在中国文学界应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说。本文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专论短篇小说的文章,虽对短篇小说的论述还不够全面,但它对短篇小说的界定,对短篇小说创作的大力提倡,对以后的小说创作和理论建设有一定影响。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胡适著。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4号。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作者从文学进化观念出发,将中国戏剧与外国文学、戏剧进行比较研究,阐述中国戏剧改良之必要性。作者将文学进化观念的意义,分四层进行论述,每一层都含有一个重要的教训。第一层总论文学的进化。第二层论述文学进化从极低微的起源,慢慢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过程。指出中国戏剧一千年来力求脱离乐曲的种种束缚,但因守旧性太大,终未能完全达到自由和自然的地位。第三层论述文学在进化过程中,每个时代往往留下许多无用的纪念品(“遗形物”)。传统戏剧中的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等,都是这一类“遗形物”。而评剧家大多不懂文学进化的道理,往往把这些“遗形物”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第四层论述中国戏剧应当取西洋的戏剧作参考材料,虚心研究,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扫除旧日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论文还从比较文学角度,指出中国文学一是缺乏悲剧观念,二是缺乏文学的经济方法。作者呼吁:现在的中国文学已经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时候!应当赶快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胡适的这篇文章从中外文化的比较上,指出中国戏剧存在的弊端。对中国戏剧的批评切中要害,它和文学革命初期的文学改良思潮是一致的,在戏剧改革方面具有开拓性的积极意义。文中也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胡适著，发表于1919年8月14日，原名《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后又改名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①详尽分析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方法和中国清代汉学方法的共通之处。该文作为其整理国故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一篇文献，却至今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的价值不但在于线性时间概念的超前性，②更在于它体现了胡适整理国故思想中蕴含的通过中西文化对接以再造文明的思想。他力图找出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最佳结合点，并由此生成新的文化，从而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