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
亦称《刘子新论》、《新论》等。初见于《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著录并题为刘勰撰。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北齐刘昼、孔昭撰，唐袁孝政注。或以为刘勰，或以为刘孝标，未知孰是。”但《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提要》等多认为是刘昼所撰。十卷五十五篇。“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评论儒家，说他们“顺阴阳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于六艺，留情于五常，厚葬文服，重乐有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尊教其道。然而薄者流广文繁，难可穷究也”(《九流》)。以为九流之中，儒与道是最重要的两派。提倡诵读儒家经书，说“不游六艺，不知智之源”(《崇学》)。主张遵循儒家礼教和道德规范，提出治世之人“宜以礼教为先”(《九流》)，说“忠孝仁义，德之顺也;悖傲无礼，德之逆也”(《思顺》)，指出统治者必须“以仁爱为本，不以苛酷为先。宽宥刑罚，以全人命，省彻徭役，以休民力”(《爱民》)，欲以儒家学说弥补道家思想之不足。有《文津阁》本等。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刘子集校》。
毛诗
《诗》学名词。《诗经》之古文学派。因其书为毛公所传，故称毛诗。《汉书·儒林传》说：“毛公，赵人，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自郑玄《诗谱》出，始称有大小毛公，《诗谱》说：“鲁人大毛公为《故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三国时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谓大毛公为汉鲁国人毛亨，小毛公为汉赵国人毛苌。相传大小毛公之学出于孔子弟子子夏。《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二十九卷。《毛诗》以秦时小篆书写，故称古文诗。西汉时，《毛诗》未立学官。东汉学者马融、贾逵、郑玄等治《毛诗》，特别是《郑笺》之出，《毛诗》大行，三家诗遂渐废。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取《毛传》、《郑笺》而疏之，更为后世所尚。
毛诗多识
十二卷，清拔贡岫岩多隆阿所著。其书旧有三本一，为嘉业堂刊本镌于吴兴刘氏校雠极审并有程棫林按语，文字亦似几经修正，惜止六卷未为完璧一。为辽阳张氏排印本，张绣江之后裔所印卷首即以绣江名署之较刊本，稍逊一为辽阳袁氏藏书旧钞本，文词烦冗讹夺，最甚今所印即据三本互校择善，而从前六卷以刊本，为主后六卷以排印本为主，其三本并误则检所引原书，毛诗者不可不一读。
诗集传
《诗经》研究著作。二十卷，后并为八卷。南宋朱熹注。淳熙四年(1177年)成书。本书八卷，其中《国风》三卷，《雅》四卷，《大雅》、《小雅》各二卷，周、鲁、商三《颂》为一卷。末附《诗序辨》一卷。本书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注音。有注同音字，注反切音及注叶音三种方式。注叶音又有叶同音与叶反切音两种情况。二、标注赋、比、兴三体，并对此三种表现手法加以简单评论。三、解释字义、训诂章句及诗旨。这是本书主体，杂采《毛传》和《郑笺》，间用三家诗义，以己意为取舍，对理解诗义，多所发明。本书特点首先在于对《毛诗序》即《大序》和各诗《小序》的摒弃不录，对《诗经》各篇背景、主题等的了解上，不再受《诗序》约束和影响，而是另外得出自己的结论。其次，在字句解释上，虽较多沿用毛、郑，也有不少较为恰切的新说，简明易懂，至今仍是研究《诗经》的入门之书。其缺陷在于，阐释诗旨仍然多以伦理教化为说，往往陷于迂腐穿凿，例如把许多优秀爱情诗说成是“男女淫泆”之说，就充分表现出理学家的主观臆断与偏执。但本书作为与“汉学”对立的“宋学”代表，在后世影响极大。宋以后学《诗经》者，大多以本书为宗。本书版本极多，朱熹《朱文公政训》等已著录，《宋史·艺文志》作二十卷，拜经楼藏有二十卷残存八卷本，明司礼监本，明吴勉学刊本。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湖北官书处刊本，通行八卷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宋刻明印本。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据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本经校正排印出版，附校记。《四部备要》本为二十卷，《四库全书》本八卷。本书是《四书五经》之一种。
絜斋毛诗经筵讲义
经学著作。南宋袁燮撰。4卷。此书是袁燮在崇政殿说书时所撰。解说《毛诗》，议论平和，理明辞达，颇得风人之旨。又据经文推阐当时世事，对振兴恢复大业等事，尤反复致意。原本失传无考，惟所论《国风》尚存于《永乐大典》，清四库馆臣据以辑录，编为今本。有武英殿聚珍版、《四明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本。
仪礼
简称《礼》、《士礼》或《礼经》。文集。十七篇，一说周公作，一说孔子删定。近人根据书中丧葬制度参照考古资料，认为成书当在战国时期。此书为西周，春秋时代部分礼制汇编，主要记载古代贵族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具体仪节，不讲仪礼的作用及意义。汉置五经博士，礼学只有《仪礼》。东汉郑玄分别给《仪礼》、《周礼》、《礼记》作注，始有“三礼”之名。《仪礼》亦有今古文之分。西汉高堂生所传者为今文，鲁恭王坏孔子壁得亡《仪礼》五十六篇，其字皆篆书，谓之古文。其中十七篇与今文经相同，今存十七篇以外之三十九篇，称《逸礼》，古文经未立于学官，唐以后亡佚。今文《仪礼》十七篇，汉代传有三种本子，一曰戴德本(大戴本)、一曰戴圣本(小戴本)、一曰刘向别录本(即郑玄注·贾公彦疏所据本)。三本篇目次第各不相同，《十三经注疏》选郑注贾疏《仪礼义疏》本，故独得广泛流传。南宋魏了翁节录《仪礼》郑注贾疏精华著为《仪礼要义》、清人张惠言《三礼图》、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胡培翚《仪礼正义》等可为参考。一九五九年，在甘肃武威发现《礼》汉简多篇，亦可供校订今本《仪礼》参考。
周礼
亦称《周官》、《周官经》。中国古代职官政典。相传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来的一部古书，古文经学家认为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出于战国，也有人指为西汉末年刘歆伪作。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定为战国时代的作品。注本有东汉郑玄《周礼注》、唐贾公彦《周礼正义》、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等。中华书局1988年推出孙诒让《周礼正义》标点本，乃目前最好版本。全书共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冠、冬官司空等6篇。冬官司空早佚，汉时补以《考工记》。该书使用了许多古老的语言，记述了周代三百多种职官的官名、爵等、员数、职掌，涉及田制、兵制、学制、刑法、祀典等多项内容。虽然资料来源于西周、春秋、战国等不同时期，但由于作者的主观归纳和设想，故其设官体例和编制相当规整，其中包含着儒家关于国家体制和政治设施的理想。西汉末年王莽居摄，以周公自居，摹仿周制，这部书被当着“国典”，立于博士。东汉末郑玄作注，与《仪礼》、《礼记》并列于三礼之中，成为儒家经典，因而对后世政治制度、官制设置影响极大。北周苏绰、北宋王安石以及太平天国曾据此改革与创设官制，唐玄宗曾依《周礼》六官体例编纂《唐六典》。学术界有人认为《周礼》是一部理想化的职官行政法典。
春秋繁露义证
《春秋繁露》注释本。十七卷。清苏舆注。成书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苏舆,字厚康,又字厚庵。湖南平江人。清光绪进士。后改庶吉士,做过邮传部郎中。王先谦之门人,政治上反对戊戌变法。苏舆自少年起就喜读《春秋繁露》,最初读的是凌氏注本,但由于注释中索引内容之广而不得要领。后来阅过其他注释本以后,才逐渐得其要旨。继而作《春秋繁露义证》,以供后人之考用。
论语全解
宋陈祥道(字用之)撰。共十卷。认为孔子“言义则存乎《春秋》，言理则存乎《论语》”。认为《论语》乃孔子“言理以答学者之问”(《论语全解原序》)的著作。就《论语》逐篇逐章作了诠释。“祥道长于三礼之学，所作《礼书》世多称其精博，故诠释《论语》亦在礼制最为明晰。”(《四库全书提要》)如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章，除例举“孔子于圣仁不敢居，于管仲则称仁”外，还引《礼记·乡饮酒》酬宾之礼以示尊贤养老之义。又如解“师冕见”章，则引《礼记·王制》“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说明礼待瞽者如老者之义以明之。再如“臧文仲居蔡”章，则引《礼记·礼器》“诸侯以龟为宝，家不宝龟”的古制来说明鲁大夫臧文仲藏大龟，是一种不明智的僭礼行为。其学术本宗王安石氏，故往往杂据庄子之说以作佐证。如引老庄之说以释《为政篇》中孔子答哀公“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之语。解释虽未必尽合原意，而旁引曲证颇为详核，其可取之处甚多，故绍圣后与王安石《论语注》皆为当时所重。有《四库全书》本。
论语拾遗
北宋苏辙撰。一卷。前有自序云：“予少年为《论语略解》，子瞻谪居黄州为《论语说》，尽取以往，今见于其书者十二三也。大观丁亥闲居颍川，为其孙籀、简、筠讲《论语》，子瞻之说，意有未安者，时为籀等言之，凡二十有七章，谓之《论语拾遗》。”其书以《易》曰“无思”解释《诗》曰“思无邪”，认为“惟无思然后思无邪”，而圣人无思则是指“外无物内无我”;以及“朝闻道夕死可矣，为虽死而不乱”之类，颇涉于佛、老二氏之学。而其所说“请讨陈恒”、“子见南子”、“齐归女乐”、“泰伯至德”等章驳正苏轼(字子瞻)说，俱有精理。他如以“刚毅木讷”与“巧言令色”相证，以“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等“六蔽章”之不好学与“入孝出弟章”之好学文互勘，亦颇有所发明。存有《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