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
东汉桓谭著。《后汉书·桓谭传》载：“谭著 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共十六题，分别 是：《本造》、《王霸》、《求辅》、《言体》、《见征》、《谴非》、 《启寤》、《祛蔽》、《正经》、《识通》、《离事》、《道赋》、《辨 惑》、《述策》、《闵文》、《琴道》。《琴道》一篇由班固续成。 书中反对谶纬迷信，指出“灾异变怪者，天下所有，无世 而不然”，只有通过人事努力才能使“咎殃消亡而祸转 为福”。反对长生不死的迷信，认为“生之有长，长之有 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是人的愿望所无法改 变的。特别突出的地方是阐述了形神关系，指出：“精神 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 空”。书中也有天文学和宇宙论方面的内容。王充认为 《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 不证定”(《论衡·超奇》)。原书已佚。清严可均《全后汉 文》有较详辑本。但严辑本多有附会，近人又从《事类 赋》、《艺文类聚》中辑出部分遗文，与严本校勘出版。
潜夫论
东汉王符著。《后汉书·王符传》：“和、安(东汉和帝、安帝)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30余篇，以讥当时得失。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潜夫论》。”全书共10卷，36篇。其中《本训》提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宇宙生成论，因其将“道”、“器”并列，又有二元论倾向。《卜列》、《巫列》等篇批判了世俗迷信思想。其他大多篇章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从政治、经济到军事边防、风俗教化的各种弊端进行了广泛的评析。政治上继承先秦“民本”思想，强调“天以民为心”(《本政》)，“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认为“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述赦》)，应爱惜日力民时，使“民安静而力有余”(《爱日》)。书中伦理思想丰富，主要见于《论荣》、《考绩》、《思贤》、《慎微》、《爱日》、《交际》、《明忠》、《德化》等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潜夫论》“洞悉政体似《易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有《汉魏丛书》、《四部丛刊本》，注本有清汪继培的《潜夫论笺》。收入《诸子集成》、《百子全书》。
中说
一名《文中子》。为隋末名儒王通子福郊、福畤仿《论语》体例，集通生前言论，以问答形式整理而成。今有宋阮逸注十卷本。分《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十篇。其哲学思想确认天、地、人为“三才”，“天者统元气焉”，“地者统元形焉”，“人者统元识焉”，但又相信“天神”、“地祇”的存在。认为治乱、穷达、凶吉都有命，“君子畏之”，又认为吉凶祸福，惟人自召，在人自取。矛盾之处很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明王道”，抨击现实社会暴政，依据孟子仁政学说，提出要统治者“遗身”(即至公无私)、“推诚”，盼望重建王道政治。主张儒、佛、道三教归一，但以儒家为主。并希望恢复分封制和井田制。王通在《中说》中提出的思想是宋代理学的先声。后人因其中所记王通门人多隋唐间大臣，年龄与事实不符，或疑其为伪作，虽不尽然，但其中有夸饰之词，则为事实。中统 元世祖年号(1260—1264)。凡五年。
素书
传说为秦时隐士黄石公所作，并授之于张良。“按前汉列传黄石公圯桥所授子房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於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宋张商英：《素书序》)。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依据，阐述了道、德、仁、义、礼等道德原则及其具体规范，并说明其对处世和安邦的重要意义。该书六章为“原始”、“正道”、“求人之志”、“本德宗道”、“遵义”、“安礼”。“原始”章概括说明了道德原则：“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其余各章是对这一原则的具体说明。该书言简单意赅，总结社会政治伦理经验，有不少警人之句。如“亲谗远忠者亡”，“略己而责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弃”。“货赂公行者昧”，“为人择官者乱”，“女谒公行者乱”，“决策于不仁者险”，“厚敛薄施者凋”，(《遵义》)“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安礼》)等等。收入《百子全书》。
樵语
嘉靖甲申冬，我师甘泉先生既主南雍教事，?习振颓，率德约礼，一月而大纲陈，三月而众务举。于是开讲院以授及门之徒，辟观光馆以处四方来学之士。谆诲之余，首出《大科训规》，次出《知新明论》，次出《二礼训测》，次乃出《樵语》焉。盖先生教人，循循善诱，而《樵语》者，寔先生设教西樵时，门人所录也。先生之学，启乎江门，契乎濂洛，而上溯乎洙泗，纯粹中正，备见诸所著，是编则其精要尔。诸生因相与刊之，以广先生之教云。
传习录
明王守仁哲学、伦理思想语录和信札集。由其门人徐爱、薛侃、南大吉、钱德洪等辑成。徐爱自正德7年(1512年)始，陆续录下王守仁论学的谈话，据《论语》：“传不习乎”，取名《传习录》。正德11年(1516年)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和他与陆澄等新录部分合在一起，在虔(今江西赣县)刻印，仍名《传习录》。嘉靖3年(1524)，南大吉增入王守仁论学书信8篇，仍以原名在越(今浙江余姚境)出版。嘉靖34年(1555)，钱德洪就曾才汉所辑《遗言录》加以删削，编成《传习续录》，在宁国(今安徽境内)刻印。隆庆6年(1572)，浙江巡抚谢廷杰出版《王文成公全书》时，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辑书信8篇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以王守仁所编《朱子晚年定论》，统称《传习录》。该书上卷经本人审阅，为门人所提问题的答问。偏重批评朱熹增改的《大学》古本，反复阐述他的格物致知见解和心与理一、知行合一等伦理思想;中卷为王守仁亲笔，是晚年成熟时期的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心物合一、与天地万物一体等伦理思想;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解说其晚年各种思想比较具体。该书是研究王守仁哲学、伦理思想的主要资料。收入《王文成公全书》。单行本有道光11年(1831)活字印《学海类编》本、光绪32年(1906)国学保存会排印《国粹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叶绍钧校注本等。
说苑
西汉刘向撰。二十卷。向有《新序》已著录。此编成书于鸿泰四年(前17)，原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北宋初年残剩五卷，经曾巩辑得十五篇，与残稿五篇合为二十卷，六百三十九章，清人补为六百六十三章，分二十类，约三十五万字。此书系作者分类辑纂先秦至汉初史事和传说，杂以议论，以阐明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为主旨。由于博采群书，后世已佚古籍，赖此以存一二，具有一定文献价值。但亦有时代舛误，为后人所诟病。 所辑之传说、 寓言、格言、谚语颇多意味深长，文字生动者，是为魏晋小说之先声。体系或近小说，风格朴实，对后世小说及民间故事、谣谚有一定影响。 通行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及《丛书集成》本。一九八五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赵善诒《说苑疏证》可参考。此书参照前人疏证体例及研究成果作疏证，前有《前言》，后附清人卢文弨《拾遗》，及作者标校时所得佚文，辑《说苑》佚文一卷(三十四条)，又从史志中辑《说苑》序跋为附录，为今人研究此书之佳本。
了凡四训
《了凡四训》又名《命自我立》是袁了凡用来训诫他儿子所作的家训,当时命名为《诫子文》,在劝善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佛家的“境随心转”与道家的“转改运数”中所谓“境”和“运”其实是瞬息万变的,变化的依据就是人的起心、动念。《了凡四训》列举了了凡先生的亲身经历及其他果报故事,从种何种因、得何种果的因果观出发,劝诫世人多行善举。《了凡四训》虽然是一部家训,但是其劝善之意已经超出了“小我之家”,更怀有佛家的“普度众生”精神。这部家训主体部分是“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和“谦德之效”,通篇都在说明人可以掌握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和践行。
菜根谭
明洪自诚著。是一部以语录体行世、溶儒释道三家人生哲学的修身处世之书。因汪信民之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之语，名曰菜根谭。内容包括修省、应酬、评议、闲适、概论五部分。“其间有持身语，有涉世语，有隐逸语，有显达语，有迁善语，有介节语，有仁语，有义语，有禅语.有趣语，有学道语，有见道语，词约意明，文简理诣”(清人三山病夫通理语)，可明心，可补过，可进德。故内中诸多精辟词语，早已被名人学者引用，成为封建社会修身处世之铭。在现今日本、东南亚，书中的精华亦被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获得了良好的效益。该书坊间多有刻本，199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浅释本。
东西均
明清之际方以智的主要著作。1652年完成初稿，次年加以订正。全书正文二十六篇(含一篇附文)，加《东西均开章》和《东西均记》，凡二十八篇。原仅存抄本，由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整理出版，并附有方以智《象环寤记》一篇。书中反映了方氏哲学上由气本论向心本论的转变，充分发挥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思想，接受了佛教虚无、相对主义理论。伦理学上坚持人性本善，指出人性之善是“无善无恶”的至善。认为“有先天之善、恶，有后天之善、恶;有未生前之善、恶，有已生后之善、恶”(《颠倒》)。强调善恶的标准和区别都是相对的，不可截然分析，“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公符》)，恶是善的补充和作用。绝对的善则超越这种善恶对待，“有善、恶对待之善，有不落善、恶之善”(《反因》)，只有使对待之善恶相因相泯，才能在对善恶的超越中求得绝对至善。“无善无恶乃至善也，有善可为，即兼恶德矣”(《颠倒》)，表现出明显的善恶相对主义倾向。主性善情恶，以善在恶中论证性在情中，理在欲中，“性善，情恶，无意为之则善，有意为之则恶”(《公符》)。把心性区分为公心、独心，公性、独性。公心是“先天之心寓于独心者也”，“公性则无始之性”。倡导“各安生理”，提出“自食其力”的道德原则，认为维持生命之食是道德的基本点，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生活资料，才符合道德的起码要求。(《食力》)在生死观上，主张“不虚生，不浪死”(《无如何》)，要求人们无心于生死，“生死自生死，可出可入”，“不浪死虚生以负天地”(《生死格》)。但并不否定封建纲常伦理，对传统名教叛逆者李贽大加贬抑，指斥他是“官不称意”，于是“颠倒其说以快意，一切不顾”，“遂为坏名教、乱天下之渠魁”(《名教》)。反映了方以智维护传统纲常名教的道德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