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扎姆·莫尔克(1019—1092)以曾任塞尔柱帝国宰相近三十年之资,写下《治国策》一书,以为苏丹们所镜鉴。书中探讨社会中的正义、有效统治、政府角色以及国家所面临的威胁等问题,提出对塞尔柱帝国的政治、经济、司法和宗教的看法和建议。该书反映了9—11世纪西亚、中亚和北非的经济、政治、司法、宗教、文化和意识诸多方面的情况,是十一世纪末留下来的著名文学作品和珍贵的史学著作,也是研究这些地区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著作,1843年出版,共两卷。书中叙述了编辑爱尔密特偶然发现了两部手稿。一部是某个被称为“美学家”的人的手稿,一部是地方法官威廉的手稿。两部手稿展示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本书第一卷包括了“美学家”的手稿,第二卷收入了威廉的手稿。在两卷之间插入了一篇《诱惑者日记》。 作者认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即美学的生活方式和伦理的生活方式。在美学的生活方式中,人不作任何真正的选择,只追求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满足。人的活动没有任何目的。人只是情感和自然力的玩偶。在伦理的生活方式中,人却必须作出选择。在这里,禁欲主义和道德责任心占据了支配地位,人追求伦理上的完美。在理性的指导下,人们恪守道德规范,严格区别善恶,并且可能为此献出生命。 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显然存在着冲突。作者认为,伦理的生活方式高于美学的生活方式。因为只要作出了选择,就达到了一种较高的境界,不管这种选择是否正确。 《非此即彼》是克尔恺郭尔匿名发表的作品,也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本书奠定了作者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先驱的地位。
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先驱者克尔凯郭尔(SФ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关于人生哲学的最重要的著作,1844年在哥本哈根出版。在这部著作中,克尔凯郭尔对建立在历史知识基础之上的理论思维体系提出了质疑。书中展现了这位使用间接方法、不设哲学体系的思想家的思想。克尔凯郭尔在书中强调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他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能有任何证明的,人必须对此进行信仰。信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是荒谬,同时也是真理。此书标志着存在主义学说的开端。这种学说要求把哲学家从纯粹思维的思辨中召唤回来,使他们去注意与自身有关的问题,去研究一个孤独的人如何生活,如何按其所了解的方式去生活,这种生活的可能性及种种问题。本书对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萨特等人有重要影响,它对存在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本书于1846年出版。该书的全名是《对〈哲学片断〉所做的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这一书名包含着几层意思:“最后的”一词表明他已说出了他要说的话,因此在哲学方面不再有写别的什么的需要了;“非科学”是克尔凯郭尔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与当时所谓“科学的”思想体系相对,表明了克尔凯郭尔反传统的勇气; “附言”指的是《哲学片段》的附言,标明此书是前一部分的补充说明和有关论题的继续讨论。
日本文豪太宰治中短篇精选集,内含太宰治一生写照的十个中短篇,收录太宰治入围第一届芥川文学奖的成名作《逆行》。收录太宰治写作生涯中难得一见的温馨之作——《浪漫灯笼》。此文一改太宰治往日的丧气风格,将入江家兄弟姐妹连作新版《莴苣姑娘》这一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俗世的一切,无论灰败还是生机,落入樋口一叶眼中皆成风景。 头顶“古日本最后的女性”“明治紫式部”“清少纳言再世”等光环的日本近代文坛昙花一现的天才作家樋口一叶短篇精选集,收录余华盛赞的《青梅竹马》。 情窦初开的名妓之妹美登利和和尚之子信如之间萌发了微妙的爱恋,故事在双方心照不宣时戛然而止,但残酷的命运已昭然若揭。
本书是与太宰治齐名的日本战后文学中“无赖派”的旗手坂口安吾的中短篇精选集。收录《退步主义者》等8个反思输家哲学的珠玉小品。作品多呈戏谑及反叛色彩,有着颓废而又浪漫的输家哲学之美。收录的代表作《退步主义者》正是当年坂口安吾在课桌上刻下的“余将成为伟大的落伍者,有朝一日重现于历史上”的完美诠释。
《中国游记》是日本文豪、“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之托,于1921年游历中国后写作的多体裁游记。书中语言可读性强,又富于变化,口语和文言夹杂,变幻多姿;体裁涵盖剧本、书信、对话、手记等多种文体,虚实掺杂,叫人读来颇觉新鲜。芥川龙之介这种别出机杼、不肯落他人窠臼的写作风格,使这本游记较少呆板的平铺直叙、风物描摹,而更多以文艺的、甚至漫画的笔法,表现中国见闻在他敏感的心中所引发的情绪和思考。著名译者施小炜经过长时间精心而传神的翻译,充分再现了原著风格,将芥川龙之介语言、体材上的变化,完美展现在译文之中。除了文学价值外,本书还保留了芥川龙之介拜访章炳麟、郑孝胥、辜鸿铭等名人的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南方纪行》是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1920年造访中国后写作的游记,既是一本妙趣横生、动情动人的散文集,也是展现20世纪初中国南方风貌和研究中日交流的重要材料。《南方纪行》是他第一次到中国后的“初次印象”,书中详细描写了民国初期厦门等地区的市井生活,南洋巨商的豪宅花园,爱国青年建造的新式学校,乃至陈炯明叛变前驻军漳州的详细情形,中日关系的日渐恶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