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醒世训
洪秀全著。1852年编入《太平诏书》刊行。写于1845—1846年间。是太平天国重要文献之一。它依据“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实则一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的思想,吸取儒家理想社会的观点,指出人类社会应是“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选举上德”,“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美好和谐的世界。但由于人们“见”小,“量”小,不懂“天下万国实一家”的道理,使“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憎,一出于私”,对同国、同省、同府、同县,同乡、同里、同姓“则爱之”;对异国,异省、异府……异姓“则憎之”,以至“相侵相夺相杀”。洪氏从朴素辩证法观点出发,认为黑暗的世道不会不变,“乱极则治,暗极则光”,黑暗的时代即将过去,光明即将来临。他号召人们“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变“乖漓浇薄之世”为“公平正直”之世。该书反映了洪氏改造旧社会的思想,这种思想虽然不出道德救世的藩篱,但从他对黑暗政治的激烈批判,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以及对激发千百万农民群众投入反封建革命,争取自身解放来看,确有启蒙“醒世”的作用。
中国史纲
《中国史纲》是张荫麟短暂一生留下的唯一专著，原为作者受聘编写的高中历史教材的一部分。是一种别具一格的通史读物。本书叙述了从商朝到东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全书按照朝代顺序编写，但并未均衡笔墨，而是按作者自己的标准选取各朝代重大事件作为主题，着力叙述“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全书内容丰富，不仅讲述王朝更迭、政治兴衰，也描述了文化经济的盛衰，还介绍了民俗生活，可谓包罗万象。作者笔下没有艰晦涩难懂的学术词语，也没有枯燥乏味的理论说教，而是以其通俗的文笔、飘逸的文风，将上千年历史描绘得温婉动人，使读者既享受传统历史的博大精深，又领略了文字的优美生动。
原道觉世训
洪秀全著。1852年编入《太平诏书》刊行。约写于1847-1848年间。为太平天国重要文献之一。在此篇中,洪氏为了号召农民起来推翻封建统治,塑造了一个创化世界、主宰人间的至高无上的皇上帝。他说:“一切日月星辰雷雨风云,莫非皇上帝之灵妙”,“一切山原川泽飞潜动植,莫非皇上帝之功能”,“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生”,“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此外,他又虚构了一个与皇上帝对立的阎罗妖,作为封建社会一切邪恶势力,包括佛道迷信、各种偶像、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总代表,号召“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洪氏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划分为两个鲜明的营垒,使革命有了明确的对象。这表明他的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但是,该书虽然充满了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却采用了宗教的形式,从世界观上来说是不科学的,必然要给革命带来消极影响。太平天国最后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
楚汉春秋佚文
西汉陆贾撰。记刘邦、项羽初起以及汉惠帝至文帝时事。《汉书·艺文志》著录九篇,《隋书·经籍志》作九卷,《旧唐书·经籍志》作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亦作九卷。唐以后散佚。清人有三种辑本，一，清茆泮林从《艺文类聚》、《史记索隐》、《太平御览》、《文选注》等书辑录为一卷,编入《十种古逸书》,并见《龙谿精舍丛书》。二、黄奭辑本，见《黄氏逸书考》。三，洪颐煊所辑，见《问经堂丛书》。其中以茆辑最佳。但佚文数量不多，史料价值亦有限。此为洪颐烜辑本，王利器校订。
瀛海偕亡记
又名《台湾战纪》。杂史。作者洪弃生。书分上、下两卷,记叙《马关条约》后清政府割让台湾及台湾人民奋起抗日的史实。上卷起自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中日两国政府签约割台后台湾民众自议建号民主国,讫于同年9月台南刘永福兵败;下卷叙述刘永福内渡大陆后台湾民众抗日之事,对北部陈秋菊、简大狮,南部林少猫,中部柯铁率众抗日记叙尤详。全书以日军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进行“大扫除”(大杀戮)告终。此书颂扬台湾人民抗日爱国壮行,揭露日军侵台后种种暴行,诚所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下卷所述台湾民众四年抗日的史实,尤为他书所难见。1906年有铅印本行世。1959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将其收入《台湾文献丛刊》第59种出版。
吏学指南
八卷。元徐元瑞撰。本书成于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据作者自序称,“善为政者,必先于治,欲治必先明乎法,明法然后审刑,刑明而清,民自服矣。所以居官必任吏,否则政乖,吏之于官,实非小补。”鉴于“初学之士,妙龄而入,律书要旨,未暇师承,巧诋之风,薰染日著”,故 “摘当今吏用之字,及古法之名”,编成本书,“期在启蒙”。元代重用吏,显然,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是让初入官场的人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于教导之中,有规诫之意,并倡导崇法爱民。本书的内容包括了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术语,共分为九十一类,如 “吏称”、“才能”、“政事”、“官称”、“统属”、“法例”、“礼仪”、“狱名”、“听讼”、“服制”、“禁制”等。每类之下有若干术语,共列2109条。每条之下有简明的解释,指出词语的含义,有的再加申说。如“部曲”条称:“此等幼无所归,投身衣服,其主以奴畜之,别无户籍,唯随本主籍贯。若此之类,名为部曲,及其长成,许得通娶良人。”又“亲民官”条称:“临民之官曰亲。盖亲者,爱也。取爱养兆民之意。”就本书撰写宗旨及全书内容而言,亦可称为“元代官吏手册”,或“元代公文用语辞典”。本书原附入《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未单行。《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七收入。因该《全集》是一部叙述家规家训之书,往往被人所忽视,且其性质又与《吏学指南》不相近,因此使《吏学指南》这部有价值的书被埋没了六百余年。《贩书偶记》始单独列出,注明为元刊本。作为《全集》本,有元、明刊本。而单行本,始有1951年日本东京东洋史研究会油印本。后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于1979年4月据油印本改版排印,出版了标点本,并改正了油印本中的许多错误,附有《吏学指南笔划索引》,颇便读者。是为目前最好的版本。另有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点校本。
日本书纪
亦称《日本纪》。是现存日本最早的官修国史,为日本神道教重要经典之一,元正天皇(715-724年在位)舍人亲王太安麻吕(安厅侣)等人编撰,成书于公元720年(养老4年)。以历代官修史书为基础,参照中国典籍和朝鲜史籍,效仿中国史书体例编纂而成,正规汉文编年体记述。全书共30卷,另有“图系”一卷,已佚。1卷和2卷为神代卷,以日本古代神话传说为蓝本,虚构出世界创成,国土神生,天孙(天皇——作者注)降临的神代史,伪造出神皇谱系,借以确立天皇统治的神威。第3卷到第30卷记叙了从神武天皇到持统天皇(645-702年)的历史,其中大化革新以后到持统天皇的历史基本上以史实为据,可算正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该书的哲学思想主要见于“神代卷”中有关世界创生的神话之中。其哲学自然观受中国古代文献《淮南子》、《三王历纪》、《礼记》等影响颇大,认为“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混沌如鸡子,溟滓而含芽,及其清阳薄靡而为天,重浊者淹滞而为地”。其中包含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宇宙有限论”的观点。17世纪后,日本兴起的国学学者把考据和研究该书作为论证复古神道的重要方面,尤其“神代卷”是日本神道教重要的理论依据。
续日本纪
日本纪（しょくにほんぎ）是日本平安时代编撰的官方史书，记载自文武天皇元年（697年）至桓武天皇延历十年（791年）之间的历史大事，菅野真道于延历十六年（797年）完成，总计四十卷。是奈良时代的基本史料，正史“六国史”中的第二册。《续日本纪》以日本天皇为主轴，〈上表文〉提到：“彰善瘅恶，传万叶以作鉴”意思是跟中国的《资治通鉴》一样，为帝王提供鉴戒。
呵旁观者文
呵旁观者文，发表于1900年2月的《清议报》，是梁启超的“新文体”代表作之一。此文从关系“国家之盛衰兴亡”的高度，提出了“国人无一旁观者，国虽小而必兴；国人尽为旁观者，国虽大而必亡”的论点，全文既有形象生动的比喻，又有严肃深刻的议论，条理清晰，笔锋犀利。
纲鉴易知录
记载中国从传说时代至明末历史的纲目体通史。吴乘权等编纂。主要版本有扫叶山房石印本,中华书局1960年点校本、1989年重印本。一百零七卷。康熙四十四年(1705),开始与友人周之炯、周之灿合作,据前人编年之书,删繁就简,编纂《纲鉴易知录》,于康熙五十年 (1711) 成书。晚年离家远游,抵达北京,“无所遇,卒于京邸”《纲鉴易知录》全书107卷,包括《纲鉴易知录》92卷、《明鉴易知录》 15卷两部分,共180万字。《纲鉴易知录》从全书构成和内容看,上起远古传说中的盘古开天地,下迄明亡。自远占传说说时期到战国,主要是辑录元人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以及宋人刘恕的 《通鉴外纪》,并参考元人陈柽的 《通鉴续编》而成。战国迄五代,一千三百余年间史事,则以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为蓝本、宋、元两代,采用的是明人商辂的《通鉴纲目续编》。明代部分则是依据清初人朱国标抄撮谷应泰的 《明史纪事本末》所成的 《明纪抄略》编就.严格地说此书只是纂辑而不是著述,是依据已有史籍,删繁就简而成。尽管《纲鉴易知录》是纂辑成书,但也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是贯串古今,纲目分明,简要有法。荟萃群书,集诸家之所得,将上下数千年史事熔于一炉,难度很大。在清初,这是吴乘权的首创,吴乘权仅用一百八十万字的篇幅,便把纷繁复杂的历代史事疏理得头绪井然,我国数千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有影响的主要人物活动都得到反映,真正做到简而有法,略而不陋,这确实是一件很见功力的事情。其次吴乘权在这部书虽做了大量的训释工作,对上下古今的人名、地名、文字音义等都做了极为有益的训释,其用力之勤,超过了训释《古文观止》。此外 《纲鉴易知录》 也为我们编写多卷本中国通史提供某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