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民录
清袁守定著,4卷。本书据经史所载及著者阅历所得,论居官为政之道,用以自镜以期对斯民有所裨益。取古人“夫苟中心图民,智虽不及,必将至焉”之义而名此书。内有为民、视民如子、治民如家、祥刑、治狱至仁恕、非至明不敢折狱、非佞折狱、慎用三木、不用刑求、不躬坐狱讼、判讼误当考正、体恤狱囚、赈饥之法、通融平粜之法等多目。
温公日记
《温公日记》（与《温公日录》疑为一书），北宋司马光著。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著录该书云：“司马光熙宁在朝所记。凡朝廷政事、臣僚差除及前后奏对、上所宣谕之语，以及闻见杂事皆记之。起于熙宁元年正月，至三年十月出知永兴军而止。”该书已佚，本整理本系整理者从《续资治通鉴长篇》、《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诸书中辑得，辑录中增补了个别字（如“韩”增为“韩琦”）。共辑得一百零三条。
吴社编
笔记。明王穉登著。一卷。王曾长期居住吴中,是书专记吴中里社赛神之“会”。自序云:“吴风淫靡,喜讹尚怪,轻人道而重鬼神,舍医药而崇巫觋,毁宗庙而建淫祠,黜祖祢而尊野厉。呜呼!弊也久矣。”“每春夏之交,妄言神降”,于是有迎神赛会之俗。又曰:“凡神所栖舍,具威仪箫鼓杂戏迎之曰‘会’。优伶伎乐,粉墨绮缟,角抵鱼龙之属,缤纷陆离,靡不毕陈。香风花霭,迤逦日夕,翱翔去来,云屯鸟散,此则会之大略也。”是书详记会之名目,会之组成、扮演,还有“妆会”、“走会”、“舍会”的场面。扮演有“杂剧则”、“人物则”、“技术则”、“缠头则”、“乐部则”等。除民风民俗外,尚可了解江南一带戏曲之盛。有《八公游戏丛谈》本、《广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笈》本、《王百穀全集》本及《续说郛》本等。
武昌纪事
二卷。清陈徽言撰。陈徽言,字炯斋,剑川(今云南省大理)人。曾任国子监典簿。《武昌纪事》卷一以日记体记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攻占武昌、汉阳始末;卷二为杂论,记载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人家世及西洋诸教及其影响,并力主除之。附录以日记体记太平军入城后的情况。后附《陈炯斋遗诗》及陈徽言小传。作者当时客居武昌,故所述史实可做参考,然对太平军多有诬蔑之辞。《武昌纪事》有咸丰三年(1853)刻本、咸丰七年(1857)重刻本,民国年间载入 《云南丛书》。
西清笔记
二卷。清沈初撰。沈初,号云椒,浙江平湖人。清大臣。乾隆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有《兰韵堂集》。是书分恩遇、典故、文献、职志、名迹、庶品等类,记述内庭见闻,有些史事其它史书未见记载,如于敏中欲谥文襄,裘曰修欲谥文达,稽璜以礼部尚书召至京,对皇帝言及傅恒经略缅甸事宜,不合圣意,遭降职等,均可补史之阙。庶品类,记述当时各处贡品,名迹类载内廷书画,多为常人所未知,也有可资参酌之处。是书为乾隆初年所辑,现有嘉庆刊本,光绪刊本,并被收入《丛书集成初编》。
熙朝乐事
笔记。明田汝成撰。不分卷。成字叔禾,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嘉靖进士,文学家。官至广西布政司右参议。著有《西湖游览志》等。此编记明代节日习俗、游乐诸事及钱塘观潮,西湖览胜,备极详赡。且诗文并茂,文采风流,足以反映盛明时期江南民康物阜气象,故谓之“熙朝乐事”。其记节日习俗由正月朔日官府望阙遥贺迎春活动开始,至除夕祀百神,盆、祷灶、请方,抱镜卜吉、博戏守夜诸习止,按月琐记,既抒盛况,兼考源流,为研究明代民间生活习俗及风俗史所必读。其中尤以记元宵灯节及中秋观潮为精彩。所记杭州灯市及华灯名目甚详。更引瞿宗吉《观灯诗》十五首,刘邦彦《上元五夜观灯诗》多首记其盛况。其记八月十五钱塘江观潮,士女空巷,罗绮塞涂,江边“上下十余里,地无寸隙”,弄潮儿腾跃万变,以夸才能的景象更令人向往。编中引苏轼、叶梦得、刘士亨等人咏西湖诗,夏夜观荷,登楼赏雪,皆极脍炙人口,可备检胜。有《稗乘》本。
戊戌政变记
论述清末戊戌政变的历史著作。梁启超著。1898年12月起连载于《清议报》,1899年清议报社出版单行本,线装3册9卷,约11万余字。其后广智书局又出铅字排印本,内容基本相同。1936年中华书局收入《饮冰室合集》,列《专集》第1种,删去第5篇《政变后论》,将第6篇《殉难六烈士传》递为第5篇,内容也与清议报社本有异。1954年中华书局据《饮冰室合集》原型重印。台湾文海出版社1975年重刊本据广智书局本印。第1篇《改革实情》记康有为被问用事及百日维新时期的新政上谕;第2篇《废立始末记》记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帝事;第3篇《政变前纪》分析政变原因,认为总原因有二:1.由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积不相能,2.由顽固派痛恨改革,并列举导致政变的12分原因;第4篇《政变正纪》记慈禧太后推翻新政惩治维新志士事;第5篇《殉难六烈士传》为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传。另附录《改革起原》、《湖南广东情形》和《光绪圣德记》3篇。本书发表时距戊戌政变仅3个月,作者又亲历其事,故保存丰富原始资料,如康有为《上清帝书》、梁启超《上陈宝箴书》、《保国会章程》及保国会演说等,是研究戊戌变法史的重要史料。由于作者当时的感情作用和政治需要,本书记载并非完全可靠,尤其对于光绪帝的所谓“圣德”及政变后的苦境渲染过分,使用时应认真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