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通志稿邮传志
宣统元年(1909)始修，由江苏通志局主持，缪荃孙任总纂。邮传志。路航邮电及旧驿铺，历代史志会典，多以驿站附于兵类。自清末铁路邮电创兴，皆视驿站至为便捷。但自春秋以来二三千年，传送文报，支递舟车，皆赖于驿，宋元铺递尤多。今虽多废，然往时中国程途悉皆由此，既当孔道捷道，尤利旅行，宜附著之。四政之宜表者及宜仿纪事本末体者，皆从所宜
江苏省通志稿邦交志
宣统元年(1909)始修，由江苏通志局主持，缪荃孙任总纂。邦交志。以时代年份为次。苏省自春秋勾吴之与晋，齐诸国，即有邦交。孙吴之与魏、晋，南朝之与元魏、北齐，厨，隋，杨吴，南唐之与后唐，汉、周，契丹，正史皆有可考。明洪武都此，迄于北迁，涉外交者皆备列之。清代自道光以后，白门之约，邦交大开。三朝夷务本末外交史料所载甚详，均宜列入。
江苏省通志稿文化志
宣统元年(1909)始修，由江苏通志局主持，缪荃孙任总纂。文化志。历来方志多立学校一门，今合新旧文化志。尊孔之祀，自汉已始，晋宋以后，条目隆显，今皆列之。学校书阁以及报馆，人才以兴，文化以溥，志其兴作，绰有可观。
江苏省通志稿选举志
宣统元年(1909)始修，由江苏通志局主持，缪荃孙任总纂。选举志。凡见历代史志、三通、会典，荐辟选举科目各科制度皆入，删重复。明清举贡以上，增减名额皆入，曰选举表。凡见历代进士题名碑及省府州县志进士举人各项贡生恩拔副岁以上皆列，鸿博召试及孝廉等科亦列。按科按年，各从其类。新选举资政院，咨议局均有议员，亦宜列表于后。
江苏省通志稿经籍志
宣统元年(1909)始修，由江苏通志局主持，缪荃孙任总纂。经籍志。明代方志艺文一类，多仿文选之体，凡赋诗论说诏令奏疏碑志杂纪皆录。江南尹志则止录史子集书目，广东阮志以后皆效之。近代有录文征者，江南王新命志谓江南文章美不肚收，今拟尹志体，止录书目。若文征之类，似宜仿近今湖南文征体例，专为一书，不必入此。
江苏省通志稿古迹志
宣统元年(1909)始修，由江苏通志局主持，缪荃孙任总纂。古迹志。尹志古迹古都邑入舆地，按苏省地域自春秋以来，宫苑之类，已有旧迹，孙吴东晋而后，更难指数，今拟立古迹志。凡历代京都宫殿苑省府廨陵墓之属及郡县镇戍故城垒等，见正史，通鉴，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汜胜诸书及建康实录，六朝事迹一应图经地志、明清一统志者，皆参考互证，务求翔实。
满文老档
清初官修满文编年体史书。额尔德尼、达海、库尔缠等奉敕撰。凡180册。起清太祖努尔哈赤丁未年(1607)，迄清太宗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依年、月、日顺序编写。此版本内缺天命七年(1622)七月至十二月，天聪七、八、九年(1633—1635)部分(其中天聪九年原稿本，1935年整理内阁大库时已被发现)。老满文的《满文老档》原稿本37册，加上1935年发现的共40册，今存台湾故宫博物院，称《老满文原稿》。乾隆四十年(1775)仿老档字体抄写，分装成100册，即“无圈点档册”。同时又按音抄“有圈点档册”180册，今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四十三年(1778)，又将上述档册重抄一部，原藏沈阳崇谟图阁，今藏辽宁省档案馆。《满文老档》译成汉文始于金梁等人，译出百余册，择要编成《满洲老档秘录》上下编，于1929年出版。1971年以后，台湾学者广禄、李学智翻译出版了《老满文原档》两册。1979年辽宁大学历史系出版《重译满文老档》3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的《满文老档》上下两册，199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20世纪20年代初，将沈阳所藏《满文老档》拍摄底片，藏京都大学，后由藤罔胜二等进行初步整理，部分译成日文刊行。神田喜一郎等组成《满文老档》研究会，1965年将《满文老档》译成日文分7册出版。神田信夫等又出版了《旧满洲档》第9卷(后金天聪九年)日译本。所记清入关前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实，多为《三朝实录》等史书所不载，是研究满族早期的发展、社会性质和语言文字，以及东北地区各民族历史的珍贵文献。
满洲老档秘录
《满洲老档秘录》，金梁编著。分上下2编。它是将《盛京故宫旧藏满文老档》翻译后，择其重要部分摘录而成的，共收秘录167篇，记载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内容涉及努尔哈赤的起居、行军、训子、纳谏、定国号、定都、赏罚、训百官、与明朝和朝鲜的关系及皇太极的议和活动、入关征明、征朝鲜等方面，是研究爱新觉罗家族早期历史的珍贵史料。该书1918年成书，1929年刊印。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这是研究徽商的第一部资料集.徽州商人在明代已经形成人数众多、势力较大的一个商帮，万历时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商贾之称雄者，江南则称徽州，江北则称山右。”（原文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可见，徽州商帮和山西商帮已是当时“称雄”于商界的两支劲旅。到了清代前期，徽商势力达于高峰，尤其是两淮盐场，徽商几执诸盐商之牛耳。据《歙县志》载，康(熙)、乾(隆)之际，“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就是明证。自嘉(庆)、道(光)之后，随着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商业经营方式也渐渐异于往昔。于是，徽州商帮也就在外来资本和民族资本这两股潮流的冲击下跌落下来，并从此一蹶而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