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甘肃陇西人李复言著, 有5卷本、10卷本、4卷本之说。今日所见本,是从《太平广记》中辑录,有34则故事。作者沿袭牛僧儒 《玄怪录》的创作思想,搜奇猎怪,将当时社会上盛传的罕闻趣事整理编写而成。文笔工丽,细致委婉,情节也时有巧思,跌宕起伏,其中寓有不少儆戒和讽谕。有些作品引起近代学者的强烈兴趣。如《辛公平》,章士钊认为这篇小说是“顺宗被弑之幸存史迹”,是研究唐朝“永贞革新”和“甘露之变”的重要史料。1985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姜云、宋平的 《续玄怪录》校注本。
唐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牛僧儒著。牛氏两度出任宰相,是中唐著名的作家,也是当时著名的传奇小说作家和诗人。《新唐书 ·艺文志》著录有10卷之多,宋《太平广记》辑录33篇。这些作品,大多写于贞元、元和之际,是作者为功名而奔走的那些年里精心写作的。牛氏嗜猎奇,所以文章有六朝志怪小说的遗风。《玄怪录》中的作品,精华与糟粕间杂。较有社会现实意义的,首推《郭元振》,言郭行侠仗义,除掉了为祸一方、残害百姓的乌将军猪奇, 成为人民拥戴的豪侠英雄。其爱情故事, 当以《崔书生》写得最好。《玄怪录》里还有数量不少的故事宣扬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玄怪录》盛行以后,后世多所追慕效仿。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玄怪录》 单行本。
短篇小说。吴浊流著。初载1944年4月台湾 《民生报》。后收入1977年9月台北远行出版社版 《吴浊流作品集 (卷二)》。小说描写日据时期 “皇民化运动”中有可贵民族气节的母亲和奴性十足的儿子的冲突。先生妈的儿子钱新发出身贫寒,毕业后娶了有钱小姐为妻,依附妻家和当地官绅发了迹,就不择手段聚敛财富,成为爱钱如命的守财奴。在日本殖民统治者推行“皇民化运动”中,他趋炎附势,迎合日本人心意,成了新的暴发户。他丧尽民族气节,成为彻头彻尾的日本人豢养的走狗奴才。他要把自己的家建成模范的 “国语家庭”,受到了来自母亲先生妈的坚决抵制。她至死不过日本式的生活。平日里讲台湾话,睡台湾床,吃油条烧饼,亲手用菜刀剁烂儿子为她买的日本和服。对儿子甘当走狗的无耻行径十分愤恨,并时常加以斥骂和责打。先生妈为人正直善良、乐善好施、她身上有着崇高的民族气节。这是一篇揭露、抨击“皇民化运动”的力作,是讨伐民族败类的檄文,也是歌颂民族精神的赞歌。它用对比的手法塑造了母子两个形象:一个是凛然刚毅,永葆崇高的民族气节;另一个则嗜钱如命,奴性十足,辱没民族尊严。作品美丑对照,褒贬有力。
长篇小说。黄谷柳著。1947年至1948年间连载于香港《华商报》,随后分《春风秋雨》、《白云珠海》、《山长水远》三部出版单行本。小说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从流浪少年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虾球的形象。虾球原是香港丝厂小工,因工厂停产,当小贩又无法谋生而离家流浪。他当过流氓的“马仔”,又被流氓土匪头目鳄鱼头所收用,曾参与“爆仓”抢劫,进过监狱,参加过扒手集因,甚至亲手偷了父亲在海外做十五年苦工所积下的血汗钱,终于痛苦醒悟,决心回大陆寻找游击队员丁大哥。在途中,他被抓做壮丁,逃出后饥寒交迫,万般无奈中拿性命去赌博,并再次上过鳄鱼头的当,差点丢了命。经历千难万险,虾球终于参加了游击队,后打入鳄鱼头部队,为分化、击溃这支土匪武装立下功劳。通过虾球的经历,作品揭示了半殖民地化的南中国糜烂、腐朽的社会现实,同时也表现了共产党领导下华南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从而形象地显示了一个真理:城市底层的劳苦群众只有走革命的道路才能清除旧社会的污垢,获取自由的新生。整部小说既有章回小说故事性强、情节曲折生动的特点,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南国的地方色彩;作者运用广东和香港的方言,对港澳、广州等地的都市生活和市民阶层风俗人情作了传神的描绘,在现代文学创作中别开生面。
沈起予著。长篇小说。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被列为良友文学丛书第21种。作品反映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前后的沉浮。作品的主人公叫孙丘立,家在四川农村,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供儿子在县城读书。孙丘立在学校受“五四”余波的影响,奔赴大城市,参加学生运动。在南京他接受了新思想,投考黄埔军校,毕业后,担任汉口某保卫队的分队长。奉命带兵镇压纱厂的罢工运动。他与工会负责人以礼相待,和平解决了罢工事件。小说的主人公可算是革命者,但他对革命理解不深,又不够坚定,他不是革命大潮中的弄潮儿,只是其中的一片小浪花,随波逐流,飘摇不定。作者试图从孙丘立身上寻求到当时青年的盲目热情、苦争和沉浮的身影。所以作品有其独特的认识价值和现实意义,孙丘立漂泊于南京、上海、广州、汉口追求革命,正是当时许多青年的缩影。作品也表达出先进知识分子走出四川投身更广阔的社会,接受急进时代思潮的愿望。作品还用几分眷恋之情,描述巴山蜀水的乡风民俗。孙丘立最后失望回到了家乡的结局,正是作者思想苦闷的投影。作品取材独特,展示社会生活广阔,博取四方风情,使作品独具一格。
道教神仙故事集。葛洪编撰。有汉魏丛书本。作者《自序》称:“弟子滕升问神仙之有无,因抄集古代之仙者,或见于仙经及百家之书,或闻诸先师、耆儒,总为十卷,以传知真识远之士。”目的在于借古代神仙修道养生,变化飞升故事,证明道教求仙之说并非子虚乌有,宣扬神仙可学。本书载古代神仙故事94则,上起远古神话人物广成子、容成公,下逮魏晋间方士左慈、葛玄等,每人一传。其文字记述,或因事沿饰,或索隐怪迂,人不数事,事不数言。魏晋间此类传奇志怪小说传世颇多,如托名刘向之《列仙传》、干宝《搜神记》、王嘉《拾遗记》、张华《博物志》等等。本书在诸书中流传最广,为研究道教史及中国古代小说者所重视。
一作《娇红记》。文言短篇小说。元宋远作。写宋书生申纯随父居成都,因考试不第,至邻郡眉州母舅王通判家小住,与表妹王娇娘相见而互生爱慕之情。侍女飞红,初阻二人接近,后娇娘屈意事飞红,红反助之,二人遂得成幽会。申父托媒向王通判求婚,通判不许。既而得知二人幽会事,方欲许之,而帅府为其子求婚不能拒。娇娘以忧卒,申生闻讯自缢,死葬于锦江之滨,俗鸳鸯冢云。全文长达一万七千余字,以一对有情男女相爱而不能成眷属的悲剧故事,谴责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为元代传奇小说之代表作。今存明建安郑云竹刻本,题作《申王奇遘拥炉娇红记》,收入《国色天香》、《花阵绮言》等书,后又为郑振铎编入《世界文库》第三卷。
现代短篇小说。赵树理著。西安西北新华书店1949年7月初版。作品原载1946年6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小说通过小学教员王老三的现身说法表现了粮食是用劳力换来的主题。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王家庄办理减租”,“按法令订过租约后”,地主王老四不服,他说,“我的租是拿地板换的,为什么偏要叫我少得些”,“一千年也不能跟你们思想打通!”面对王老四的不满,王老三叙述了他的亲身经历:大前年由于“日本人和姬镇魁的土匪部队扰乱,又遭了大旱灾”,粮食歉收,佃户老常找王老三借粮不成,被饿死。从此王老三的地就没人种了,这年他家颗粒无收。第二年,王老三和妻子决定把3亩菜地种上庄稼。王老三由于刨地,累得“胳膊腿一齐疼”,双手还“磨起了两溜泡”。妻子因到地里送粪,弄脏了白鞋,手上也磨起了泡,“气得她咕嘟着嘴跑回去了”,最后王老三在“邻家小刚”的帮助下才把粪送到地里。因为他们锄草不利,3亩地只打了5斗谷。“这 一年,人家都是丰年”,他家却是歉年,“收完秋就没有吃的了”。王老三终于悟出了“再不要跟人家说地板能换粮食。地板什么也不能换”的道理。作品所描写的王老三这个人物的真实性虽有争议,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解放区报刊杂志都刊载了这篇作品。
赵树理著。发表于1949年5月14日《大众日报》。贫农秋生,解放前生活极端贫困,曾向人求乞,甚至偷过邻居的南瓜豆荚之类。地主王先生把秋生看作“大害”。解放后秋生分得了菜地,种上了南瓜,田寡妇为人小气,轻信地主宣传,对秋生处处怀疑,步步设防,生怕秋生来偷她种的南瓜。不久,秋生种的南瓜获得丰收,让田寡妇随意去担他的瓜,使田寡妇再也无心看瓜。贫雇农的慷慨与中农的吝啬形成了鲜明的性格对比,通过这一对比,表现了贫苦农民的善良本质,显示了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农民,在生活和精神面貌上的巨大变化。小说情节集中,结构精巧,性格鲜明,以小见大,展现了农村新风貌。
《刘二和与王继圣》是赵树理一篇没有写完的小说。他计划写三部分,每部分三章。但实际上只发表了前三章,后来又在他家属保存的遗稿中找到了第四章第五章。本篇前三章初刊于1947年太行华北新华书店编辑的《新大众》杂志。曾编入1958年版《赵树理选集》;但删去了每章前原有的小标题。本集在收辑这篇作品时,参考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的《赵树理文集》,增收了作者遗稿中的四、五两章,并恢复了每章前的小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