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辨
清顾蔼吉撰。凡八卷。顾蔼吉,字晼先,亦作“晼仙”,号天山,又号南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岁贡生充书画谱编纂官,授仪征教谕。作者自《序》云:“《隶辨》之作,窃为解经作也。字不辨,则经不解。古人邈矣,汉人传经,多用隶书写,隶变为楷,益失本真。及唐开元易以俗字,名儒病其繁累。余因收汉碑,间得刊正经字。”本书盖以娄机《汉隶字源》为蓝本,复收娄氏而后续出之碑字。前五卷钩摹汉碑所有隶字,依《广韵》韵部编次。同字而异体者列在一起,分别注出所自碑名,摘引碑语,并依《说文》辨其正、变、省、加等不同写法。从古文奇字及假借、通用者,随字附之。讹者非之,疑者阙之。群书有证,则引为据。卷五之末附有疑字。卷六为篆隶两体之《说文》五百四十部首。卷七、卷八为《碑考》,列所采碑目,考证时代、地址。卷八之末附录《八分考》、《笔法》二篇。顾氏此书对《汉隶字源》有不少补充订正,为查考隶书,研究字形演变重要参考资料。但有沿袭旧刻所致之错误。有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项絪玉渊堂刻本,乾隆八年(1743年)黄晟刻本。1982年北京中国书店据项本影印为二册;1985年中华书局又据以影印为一册,末附笔画检字。
蚕桑萃编
清卫杰撰。杰,蜀郡(治今四川成都)人。在保定蚕桑局任职期间撰写此书。十三卷。是一部较全面地总结概括蚕桑农政的农业参考书。包括:(一)“稽古”(历代诏制类、历代劝课类);(二)“桑政”(辨土类、辨水类、论耕类、桑种类、辨叶类、辨畦类、祷雨类、种椹类、辨栽类、移栽类、压插类、接博类、浇灌类、培壅类、耘锄类、修剪类、护桑类、治虫类、兼种类);(三)“蚕政”(蚕始类、蚕性类、蚕室类、蚕具类、蚕料类、蚕饲类、采叶类、审候类、易器类、留子类、浴子类、生蚁类、收蚁类、育蚁类、头眠类、 二眠类、三眠类、大眠类、上簇类、摘茧类);(四)“缫政”(缫茧类、缫具类、制茧类、煮丝类);(五)“纺政”(纺络类、纺器类、水纺类、旱纺类);(六)“染政”(染始类、染练类、料物类、色泽类);(七)“织政”(机具类、工艺类、经纬类、养樗蚕织粗细附、缎绸类);(八)“绵谱”(茧馀类、制绵类);(九)“线谱”(茧绒类、抽线类);(十)“花谱”(花卉类、花纹类);(十一)“图谱(一)”(桑器图类、蚕器图类、纺织器图类);(十二)“图谱(二)”(桑图咏类、蚕图咏类、纺织图咏类);(十三)“图谱(三)”(豳风图咏类、四时图咏类);卷首有“纶音”。该书较全面地记载了从栽桑养蚕到织染成布全过程的各工序,并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工艺,都分别予以描述、说明,对推广普及中国农桑技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帛书相马经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相马经》,从它的文体类似赋,以及文中提到的南山、汉水、江水这些情况来考察,大约是战国晚期楚国人的著作。全书有三篇,(其中第三篇即是第一篇的解释),没有书名与篇目,共计为5200字。主要写的是对马的目、睫、眉、骨等部位的相法,当是出于抄录者的爱好,只抄录了这部书的相骨部分。例如第一篇说:“得兔与狐,鸟与鱼,得此四物,勿相其余。”又例如第三篇解释说:“欲得兔之头与其肩;欲得狐周草与其耳,与其;欲得鸟目与颈膺;欲得鱼之耆(鳍)与鬐(脊)。”这说明了作者的相马,不仅注意眼睛,而且还注意到头、肩、耳、盹、膺、鬐、脊等等部位。这部书,将良马分成一般良马,国马(或称“国保”即“国宝”)和天下马(或称“天下保”,即“天下宝”)三等。这与《庄子·天下篇》所说的相马有“四马”和“天下之马”之别,是一致的。第一篇还讲到“伯乐所相君子之马”,说明作者所论述的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的。还说“吾请言其解”,说明作者的意图,是要进一步阐述伯乐的相马法。第二篇在详细叙述马目的相法之后,根据相马法中的一些话,引出了十五个连贯的答问。例如说:“法曰:眼大盈大走、小盈小走,大盈而不走何也?”又例如说:“能为变者良也,能变而不良者何也?”这又说明作者针对原来相马法上的结论,而提出的疑问,以便作进一步的解释。作者在十五个相连贯的答问中,从马的盈满程度、眼的光泽、眼的活动能力、睫毛和眼外肌的功能等等,说明与马是否善走的关系;还把马的驱体和目力能否适应环境变化,归因于“起居”(生活条件)是否相宜和“通利”(消化代谢)是否正常。这部著作中,有许多术语不容易理解,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仅就上述我们已经理解的部分,便可以看出到了战国时代的相马术已相当的细密了。
订讹类编
清杭世骏著。乾隆十一年(1746)成六卷,十七年(1752)后又成续编二卷。书刻于1918年,辑入《嘉业堂丛书》。分十七类:义讹、事讹、字讹、句讹、书讹、人讹、天文讹、地理讹、岁时讹、世代讹、鬼神讹、礼制讹、称名讹、服食讹、动物讹、植物讹、杂物讹,取古书及古人行事纰缪处凡八百馀条,讹者辟,谬者纠,使一误不至再误。多数条目论据详实,于文字、训诂、名物、史实等考证均有独到见地。如“除拜”条:“《梦溪笔谈》云:‘除拜官职,谓除其旧籍’,不然也。除犹易也,以新易旧曰除。如新旧岁之交谓之岁除,《易》‘除戎器,戎不虞’,以新易敝,所以备不虞也。皆谓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义。”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出版。
国学常识
本书分十三章，一百四十二节，卷首载有详细目录，颇便于参考：第一章概说，对国学作一轮廓的说明，尤其对清代以来的学术概况，特加指出；第二章至第四章，将考证学与考古学所获的成果，略加介绍，使读者稍微知道一点治学的工具和方法；第五、六两章为史学部分，因历史可以指示一切学术的背景，经史又素来是国学的重心，所以置于其他学术之前。而经书为占代史料，又系过去国学的总源泉，所以更列于普通史学之前；第七、八、九章为哲学部分，先诸子，次佛学，再次理学，系按时代次序排列，使读者容易看出演变的迹象；第十至十二章为文学部分，因诗歌是最早发生的纯文艺，故首说诗、骚、赋、词、散曲等属于诗歌一类的作品，而后说到散文与骈文。至于小说、戏曲及民间俗文学，因其发展最晚，且至最近方才被人重视，所以放在末了；最后第十三章，略述自然科学及艺术，以表示我们对于这些学术的重视。
豳风广义
三卷。清杨屾撰。杨屾，字双山，兴平(今陕西兴平县)人，平生从未出仕。杨屾从《诗经·豳风》中的诗出发，认为陕西一带古时曾养过蚕，顽固坚持陕西气候条件不适合养蚕的看法是错误的。杨屾为了求得实证，遍求养蚕方法，用十余年的时间进行试验，试验效果颇佳。杨屾在初步印证自己观点之后，开始著书立说，于乾隆五年(1740)完成《豳风广义》一书。作者在有理有据的条件下，竭力讲述了陕西一带可以养蚕的事实，又由 “衣帛”取系到“食肉”，谈了一些家畜的饲养、治疗方法。另外，书中还附有一少部分关于园艺方面的文字。《豳风广义》有文有图，文图结合，通俗、生动而又客观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平实的内容、简明易懂的风格，对于它自身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它的出现无疑开扩了农民的眼界，极大地鼓舞了农民投身一个新的生产领域。《豳风广义》现存乾隆五年(1740)宁一堂刻本，约在乾隆七年 (1742) 正式刊行，后有 《关中丛书》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当中。1962年农业出版社出版郑辟疆、郑宗元校勘的 《豳风广义》。
康熙字典【四库本】
四十二卷。清圣祖玄烨于康熙四十九年 (1710)命大学士张玉书 (1642—1711)、陈廷敬(1639—1712)与翰林院官员共三十人合撰,历时六年,至康熙五十五年 (1716)成书,原名 《字典》。其编纂缘起与目的,康熙皇帝述之甚详:“自《说文》以后,字书善者于梁则 《玉篇》,于唐则 《广韵》,于宋则 《集韵》,于金则 《五音集韵》,于元则 《韵会》,于明则《洪武正韵》,皆流通当世,衣被后学。其传而未甚显者尚数十百家,当其编辑皆自谓毫发无憾,而后推论辄多同异。或所收之字繁省失中,或所引之书滥疏无准,或字有数义而不详,或音有数切而不备,曾无善兼美具可奉为典常而不易者。朕每念经传至博,音义繁赜,据一人之见,守一家之说,未必能会通罔缺也,爰命儒臣悉取旧籍,次第排纂,切音解义,一本《说文》、《玉篇》,兼用《广韵》、《集韵》、《韵会》、《正韵》,其余字书一音一义之可采者,靡有遗逸。至诸书引证未备者,则自经史百子以及汉晋唐宋元明以来诗人文士所述,莫不旁罗博证,使有依据。然后古今形体之辨,方言声气之殊,部分班列,开卷了然,无一义之不详,一音之不备矣。凡五阅岁而其书始成,命曰《字典》,于以昭同文之治,俾承学稽古者得以备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御制康熙字典序》)其编排以明梅膺祚《字汇》和张自烈《正字通》为蓝本,共分214部,又以地支分为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十二集,每集又分上中下三卷,部首与部中各字均按笔画排列。只是对某些字的归部有所调整,如 “颍”、“颎”、“颖”、“㯋”四字,《正字通》都在页部, 此书则分入水、火、禾、木四部。《正字通》两部互见的字,则仅入一部,如“垔”字只入土部,“羆”字只入网部。这些改动意在突出“六书”原则,遵从《说文》以来多数字书以义符为部首的传统。
龙井访茶记
一卷，程淯宣统三年(1911)撰,较详地记述西湖龙井茶的土性、栽植、培养、采摘、焙制、烹瀹、收藏,以及产额、特色等。《龙井访茶记》未印行。民国时期,阮毅成在友人处偶见清末御史赵尧生书录手卷,即予抄录,辑人《三句不离本“杭”》。今已为《中国古代茶叶全书》(浙江摄影出版社版)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