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义[四库本]](/upload/c0e1220eca6cf98ddf2996b7544f6b9b.jpg)
诗本义[四库本]
北宋欧阳修撰。全书十六卷,对《诗经》诸篇先以“论曰”为题,畅言前人之说,然后以“本义曰”表明作者对各诗主旨的看法。又以时世论、本末论以及豳、鲁、序三问阐述对个别诗篇及诗序的看法,书后并附《诗图总序》及《亡郑谱》以助对《诗经》的理解。伴随着北宋初期政治上的革新运动,表现在思想上即要求用新的义疏来阐释汉唐以来的诸经文本,《诗本义》即是第一部对《诗经》研究史上的《诗序》、《毛传》、《郑笺》进行大胆批评的著作。欧阳修自述“于《诗》常以《序》为证”,及“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之故,但并不全遵《诗序》,遇其“有小失”,便“随而正之”,并强调“惟《周南》、《召南》失者颇多”。对于毛、郑二家之说,既不妄加非议,又务求《诗经》本义,吸收其正确观点,纠正不足之处,并言“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对二家诗说进行了大胆指摘。 这种对《诗序》、《毛传》以及《郑笺》敢于非议、指出其缺点的做法,动摇了《诗经》学上的汉学地位,为进一步探求《诗经》诸篇的本义,起了开拓作用。
诗补传
三十卷。范处义撰。范处义号逸斋，金华(今属浙江)人。南宋经学家。曾任殿中侍御史，除《诗补传》外，着有《解颐新语》等。范氏认为《诗序》是国史及作诗者之本意，有圣人之言，然而“其不通者辄欲废序，以就已说”(《自序》)，于是写了《诗补传》这部南宋尊序的代表作。《诗补传》，原称《逸斋诗补传》，全书共分三部分，正文之前有《序》、《诗补传篇目》、《明序篇》三篇，提出尊序的理由及《诗经》篇目的写作年代。说诗部分一诗一题，先释《诗序》，再释正文，注音夹于句中。《附说》部分对风、雅、颂的含义及《诗经》中的有关音义问题进行综合性的训释。如果说，南宋初期，郑樵是疑序的代表人物的话，那么范氏则是尊序的代表，他认为“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明序篇》)。书中对《诗序》和《毛传》进行再解释，对我们理解传统的《诗经》学有重要参考价值。全书结构完整，脉络清楚，词气畅达，有许多地方已突破《毛传》的局限。对诗义的体会方面也有许多精微独到之处。为了维护《诗序》的权威，范氏引用了许多三家诗的资料加以对照，在客观上开了整理、研究三家诗的先声，宋末王应麟作《诗考》，清人范家相作《三家诗拾遗》，均受其影响。该书的局限也很明显，过分拘守《诗序》，没能作更多的开拓与探索，脱离文学说诗，强作解人，亦有不少错解文义的地方。此外在资料运用上也有失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他：“引据《孔丛子》，既属伪书，牵合《春秋》，尤为旁义。矫枉过直，是也一瑕。”现存版本有《通志堂经解》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诗传大全
二十卷,明胡广等著。为明永乐年间所修《五经大全》之一。本刘瑾《诗传通释》损益而成。仅删刘书冗蔓者数条,余皆如故。唯改原书“瑾案”二字为“刘氏曰”,并将刘氏原书以《小序》分属各篇,合为一篇。顾炎武、朱彝尊对此都有辨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述其沿革:“自北宋以前,说《诗》者无异学。欧阳修、苏辙以后,别解渐生。郑樵、周孚以后,争端大起。绍兴、绍熙之间,左右佩剑,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义黜,而新学立。故有元一代说《诗》者,无非朱传(《诗集传》)之笺疏。至延祐行科举法,遂定为功令,而明制因之。然元人笃守师传,有所阐明,皆由心得。明则靖难以后,耆儒宿学,略已丧亡。广等无可与谋,乃剽窃旧文以应诏。此书名为官撰,实本元城刘瑾所著《诗传通释》而稍损益之。”
春秋尊王发微
十二卷。孙复撰。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着此书。此书是现存最早的宋代《春秋》学专着。此书上祖唐啖助、赵匡、陆淳废传解注，以经求经，直寻大义之风，又兼宗韩愈排斥佛教，以为佛家是以春秋乱中国之旨，力主“尊王攘夷”。如此书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下云：“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此为尊王。又如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极邢”条下云：“齐桓公每天遂以来二十年”用师征伐皆称人者，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未着，微之也。”而于此言“师”，乃因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渐见，少进之也。”此为攘夷。历来治《春秋》者，皆谓《春秋》一书寓意褒贬。如庄公八年《经》“秋，师还”，《穀梁》以“还”为善辞，而《左传》亦云“君子是以善鲁庄公”，这是褒。又如隐公八年《经》“郑伯使宛来归祊”，《穀梁》以名宛为“贬郑伯、恶与地”，这是贬。而《公》、《穀》所谓的《春秋》大义，主要也在于褒善贬恶。然孙复发孟子所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意，认为《春秋》有贬无褒。如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葵丘之会，《公》、《穀》根据日月例，以为是美桓公尊天子。然此书却云：“桓公图伯，由帅诸侯，外攘夷狄，讨逆诛乱，以救中国。经营驰骤，出入上下三十年，劳亦至矣。然自服强楚，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师，翼戴天子，兴衰振治，以复文武之业。前此五年致王世子于旨上，今复致宰周公于葵丘，观其心也盈已甚矣!……此葵丘之盟，桓公之恶从可见矣。”诚如南宋大学者朱熹所说，《春秋》只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并没有在文词字句中隐寓什么褒贬，诸儒之言褒贬者已属无稽之谈，而孙复所创之“有贬无褒”之说更是臆度妄断。孔氏《春秋尊王发微》首开宋代以苛议说《春秋》之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常秩批评孙复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叶梦得着《石林春秋传》，于诸家义疏多所排斥，但特别反对孙复此书，认为孙复不深于礼乐，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于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尽管诸儒对孙复此书多所批评，但此书在当时影响极大，开了宋学之先河。现存有宋抄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等。
家庭宝筏
《家庭宝筏》是别樵居士编纂的一本戒淫的善书。别樵居士，生平不详。共有总论、好色必死、纵欲则学业无成、纵欲则子孙不蕃、节欲、制心、避嫌疑、戒谈闺阃、谨交游、勤职业、禁淫书、禁挟妓、论妾、防闲子弟、及时婚配、奸近杀、名节、保全用人名节、溺婴堕胎、因果、考验功过二十一个章节。
琼琚佩语
《琼琚佩语》的作者是清初时期的参政大臣魏裔介，魏裔介是清顺治三年的进士，曾官拜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入保和殿大学士，魏裔介入阁处理国家大事之时年仅四十余岁，当时须发皆黑，所以得以“乌头宰相”之美称。魏裔介为满汉融合有非常大的贡献，等到时局稳定之后选择急流勇退，在其晚年辞官回家潜心著书，《琼琚佩语》便是在此时期写作而成。书中有许多他对人生的感悟和其处事立身的金玉良言，在后世影响深远，其处世至学思想对后人亦帮助颇大。
劝报亲恩篇
这是一篇附在《中华传世名著经典丛书》中的《孝经》后面的文献,其主要内容是: “天下重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家安。”“生前尽孝亲心悦,死后尽孝子心酸。孝经孝文把孝劝,孝父孝母孝祖先,为人能把祖先孝,这孝能使子孙贤,贤孝子孙钱难买,这孝买来不用钱。”“从来亲恩报当先,说起亲恩大如山,要知父母恩情大,听我从头说一番。”文献从十月怀胎说到结婚成家,父母对子女精心养育、培养成人。强调“父母恩情似海深,人生莫忘父母恩”,“父子原是骨肉亲,爹娘不敬敬何人·养育之恩不投报,望子成龙白费心”。这是中国封建时代宣传孝道的重要文献。
劝孝歌
《中华传世名著经典丛书》中的《孝经》后附印的一篇名作。其作者是清代王中书。作品一开头就提到“孝为百行首”,接着劝人尽孝,歌道: “若不尽孝道,何以分人畜”,“慈乌尚反哺,羔羊犹跪足,人不孝其亲,不如草与木”,“勿以不孝口,枉食人间谷,天地虽广大,难容忤逆族”。郑重告诫为人子女,不孝敬双亲就不如禽兽。这是中国封建时代劝孝的经典诗歌。
西畴老人常言
也称《西畴常言》。一卷,宋何坦撰。此书分讲学、律己、应世、明道、莅官、原治、评古、用人、正弊九门,各门之下分条记事,间加评论。其书“大抵因旧说而衍之”(《四库全书总目》)。书中所论大抵精辟近理。如其《讲学篇》说性与天道子贡不得闻,而以后世学者窃袭陈言,自谓究理尽性为妄;《明道篇》谓儒者之待异端甚于拒寇敌,也都是有所感而发。至于其论心如槃水,措之正则表里莹然,微风过之,则湛浊动于下,方未动时,非有以去其滓污也,澄之而已。风之过,非有物入之也,挠动则浊起也,所见颇近于禅。又说孟子之辟杨、墨,深排峻拒,词费而力殆,收功甚少。其他如律己、应世、用人、正弊等篇,对于个人修养、治国安邦都有所论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版本主要有《百川学海》、宛委山堂《说郛》、《丛书集成初编》等丛书本(作《西畴老人常言》)、商务印书馆《说郛》本(作《西畴堂言》)。
予学
成大事者都是要有远见卓识的。在多数人以猎取为能之时，许劭的《予学》着实独树一帜，“高人一等”。它的价值不在于标新立异，而在于找到了决定人生成败的最本质的东西，而在此之前，人们或是茫然不知，或是不屑一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予学》的古籍整理便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它能促人改变观念，不仅仅以猎取和占有为能，而且要在“给予”这条更高的成功之途上多下功夫。这是建设文明和谐社会所必需的道德素养，更是对人对己都有利的处世谋略。学古人“舍”与“得”、“予”与“取”的智慧，小予小成，大予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