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朱批谕旨
又作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共360卷。雍正十年(1732) 命臣下校刊,次年编成付印。乾隆初补辑,最后成书。有雍正十一年(1733)及乾隆三年(1738) 内府本、红活字本,以及 《四库全书》本行世。清代雍正朝朱批奏折选编。雍正十年(1732),为督使臣僚循规守制,敕鄂尔泰、张廷玉纂辑,以让“天下臣民展读,咸知朕图治之念,诲人之诚。”翌年次第印就,随时颁赐诸臣,乾隆三年(1738)全书成。书内拣选了历年雍正皇帝亲笔批答的223名总督以下、道员以上,及提督、总兵等地方大臣所上奏折8000余件,刊印十八函、一百十二帙、三百六十卷。卷首雍正皇帝御制序文,卷末乾隆皇帝后序。该书刊印格式为,每件端书“朱批”二字,用朱红色套印朱批原文,下面用黑色刊印奏折文字。全书按具奏人顺序编排。虽对原文多有删改,但仍为研究雍正时期历史和清代奏折制度的重要史料。原抄本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廷内务府刊本传世。
世祖章皇帝圣训
六卷。康熙二十六年(1687)圣祖仁皇帝恭编,乾隆四年(1739)乾隆皇帝为此书写了序言刊布。有《四库全书》本及《十朝圣训》本行世。该书共3万余字,为清世祖福临之分类言论集。分类汇辑福临有关治国的各种言论。全书共收录113条,分为32类,包括论治道、敬天、圣孝、圣学、谦德、节俭、儆戒、敦睦、谕群臣、求言、纳谏、任官、考绩、选举、诫饬臣下、理财、恤民、赈济、重典祀、礼前代、褒忠节、兴文教、谕将帅、招降、谕外藩、仁政、体群情、安民、慎刑、惩贪佞、除弊、宥过等类目。该书是研究福临生平和思想的珍贵史料。乾隆四年(1739),与清太祖、太宗圣训同时刊布,清末也出现了多种翻刻本。
宋大诏令集
中国北宋诏令专书。原书未写明纂辑者,仅有少数抄本传世。原名《本朝大诏令》、《皇朝大诏令》。政书。南宋绍兴间宋绶后代编纂。原本240卷,今阙卷七十一至九十三、一百零六至一百十五、一百六十七至一百七十七,实存196卷。是书共收录自宋太祖建隆至徽宗宣和间所颁重要诏令3,800余篇(缺卷不计),分为帝统、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皇后、妃嫔、皇太子、皇子、亲王、皇女、宗室、宰相、将帅、军职、武臣、典礼、政事等17门,门下分目及子目,编年纂次,其中政事一门占全书篇幅之五分之三。是书多取材于北宋各朝官私所修政书及政府档案,多有《宋史》及他书所未载者,为研究北宋政治的重要原始资料。初刊于南宋嘉定三年(1210),元、明以来仅有钞本流传,甚为稀少。各钞本缺卷均同,可知其残缺已久。1962年中华书局据北京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本校订断句,排印出版。
宋名臣奏议
一百五十卷。赵汝愚编。赵汝愚(1140—1196),南宋饶州余干(今江西余干西北)人,字子直。宋宗室,乾道 (1165—1173年)进士,除秘书省正字,寻以集英殿修撰帅福建,绍熙 (1190—1194) 初召为吏部尚书,除知枢密院事。绍熙五年(1194),与韩侂胄共立宁宗,任右丞相,引用朱熹,彭龟年,图论黜侂胄未果,反被侂胄的宗室为相不利社稷为由,黜知福州,继责永州安置,途经衡州暴疾死,后追谥忠定。有《国朝诸臣奏议》、《赵忠定公奏议》、《诗文集》、《太祖实录举要》。《诸臣奏议》书前有淳熙十三年(1186)札子,称尝备数三馆,获观秘府四库所藏,及累朝史乘所载忠臣良七便宜章奏,收拾编缀,殆千余卷,文字纠繁,疲于检阅,后出知福州时,因政事之暇,因事为目,以类分次,而去其重复与不合者,获余数百卷,厘为百余门。始自建隆 (960—963),迄于靖康(1126—1127),推寻岁月,粗见本末。共分为君道、帝系、天道、百官、儒学、礼乐、赏刑、财赋、兵制、方域、边防、总议十二门,子目一百一十四,每篇之末,各附注其人所居之官,与奏进之年月,亦极详核。此书以事而分,可以参考古今,尽其事之沿革利弊。
太宗文皇帝圣训
全称《大清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圣训》。康熙朝官修。清世祖福临敕编,清圣祖玄烨续编,共6卷,3万余字。有《四库全书》本及 《十朝圣训》本行世。顺治年间开始纂修,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完成。汇辑了皇太极治国的各种言论,分类编排。全书共111条,分为23类,包括论治道、训诸王、训群臣、谦德、宽仁、智略、求贤、求言、辑人心、恤民、劝农、兴文教、训将、励将士、怀远人、训诸藩、恤隆、招降、恤旧劳、敦睦、节俭、谨嗜好、禁异端等类目。是研究皇太极生平和思想的珍贵史料。乾隆四年(1739),与清太祖圣训同时刊布,清末也出现了多种翻刻本。
孙毅庵奏议
二卷。孙懋撰。孙懋,明慈溪(今属浙江)人。字德天,号毅庵。正德辛未(1511)进士,历南吏科给事中,敢于言事,出为广东参议,迁副使,有锦衣官校侦事广东,懋疑其伪,执之,谪藤县(今属广西)典史,以后迁广西布政,入为应天府尹,坐事忤旨,致仕。孙懋立身介洁、处事周详,所居辄大书“天理”二字,用以自省,有《孙毅庵奏议》。孙懋官给事中时,明武宗方狎昵小人,但孙懋独抗直不回,如劾太监于喜、史宣、陈泽诸疏,俱能直陈无隐,颇著风采,又所奏湖广之管解棉花绒,及严考察各条,皆足补《明史》食货、选举各志所未备。故此奏议集中诸疏,记载史实详备,以与史相参核,可惜其中所劾诸人,刻本多空缺姓名,今无从查考。有 《四库全书》 本。
谭襄敏奏议
十卷。谭纶撰。谭纶 (1520—1577),明江西宜黄人,字子理,号二华。嘉靖甲辰(1544)进士,任台州知府,练兵御倭,屡战屡捷。嘉靖四十二年(1563)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率刘显、俞大猷、戚继光,大破倭寇。后以兵部侍郎巡抚两广,至即平七山诸贼。隆庆元年(1567)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与戚继光图上方略,扼守居庸关至山海关一线,整饬边备,以功进兵部尚书。前后掌管军事三十年,与戚继光齐名,称谭戚,卒谥襄敏。有《谭襄敏奏议》、《谭襄敏公遗集》。此奏议皆是其历官疏草,共分为三集:闽稿、蜀稿、蓟辽稿,是他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嘉靖四十四年(1565)起为陕西巡抚,后调任四川以后及隆庆元年至四年总督蓟辽时所上。谭纶在御倭、平寇、备边方面颇有政绩,是集则可见其谋划之大略。有《四库全书》本、《宜黄丛书》第一辑本。
唐大诏令集
北宋宋敏求编。共130卷,为唐代各朝诏令的总集,系作者根据其父宋绶所纂辑之稿整理而成。体例上共分为帝王、妃嫔、追谥、册谥文、哀册文、皇太子、诸王、公主、郡县主、大臣、典礼、政事、蕃夷等13门类。每一门类下又分有细目。诏令是以皇帝的名义所发布的官文书,它和《起居注》、《实录》一样,同为记述当时政治大事的直接史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唐代的《实录》除《顺宗实录》5卷外,都已佚失,更显出其珍贵,可以纠正两《唐书》记载上的错误和弥补其空白。如根据该书第99卷所载咸通三年十月《分岭南为东西道敕》,可以纠正《新唐书·方镇年表》中以象州为蒙州之误,并弥补其龚州、藤州、岩州三州之缺。根据该书第81卷《修晋书诏》,可以纠正《旧唐书·房玄龄传》及《令狐德棻传》中将贞观二十年始修《晋书》为贞观十八年之误。又如唐敬宗本为宦官所杀,两《唐书》均隐晦其事,而在该书第114卷《江王下教》中则具载其详。杨太真本是寿王妃以及她后来度为女道士的经过,《旧唐书》亦颇隐晦,而在该书第40卷《册寿王杨妃文》和《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中,则明证其事。特别是该书第83卷以后政事、蕃夷二大类中所收诏令,直接关涉到唐代的政治、经济、法律、选举、职官、婚姻制度,以及与周边各族关系的丰富资料,是研究唐史的人所不可忽略的。宋敏求,字次道,曾任馆阁校勘并预修《唐书》。治平中,召为《仁宗实录》检讨官,同修《起居注》。后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修两朝正史,曾补撰唐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5朝《实录》。谙熟唐代史事,因而所录较为完备。
王端毅公奏议
十五卷。明王恕撰。王恕(1416—1508),陕西三原人。字宗贯,号介庵,晚号石渠。正统进士,历任扬州知府、南京刑部右侍郎、云南巡抚、宁夏巡抚、南京兵部尚书。孝宗时召为吏部尚书。居官历中外五十余年,为人刚正清严,所引荐皆一时名臣。辞官居家后致力编著,有《石渠意见》、《历代名臣奏议》、《介庵奏稿》等。《王端毅公奏议》由两书合二为一:一为《吏部奏议》九卷,由文选郎孙交于弘治四年(1491)编次;一为兵部尚书王宪取王恕在任大理寺左寺副至南部兵部尚书时的奏议,编成六卷。最初在苏州刊刻,后又在三原重刻。《王端毅公奏议》于正德年已 (1521年) 由三原知县王成章编次刊刻。此集按王恕历官的先后顺序排列,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奏疏,有《四库全书》本。
国史大纲
钱穆著。1940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共分为上下两册,为当时教育部颁大学用书。1974年9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至1983年出版修订本第10版。1933年,钱氏首创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通史课程,曾先后编写过《通史纲要》、《国史读本》等发给学生课外阅读。1937年,北京大学迁至昆明,钱氏在播迁流离之余,继续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国难当头,感慨倍添,又因联大在流亡中,缺乏图书资料,钱氏于是决定于国难之日作国史,写出一部既有史料又有系统思想的通史著作。在资料不足、生活无定的艰难条件下,作者以随身携带积年所藏的通史笔记为基础,避居云南宜良僻静的山寺中,终于在1939年6月写成50万字的《国史大纲》。书首冠“引论”凡2万余言,突出体现作者的史学思想。他提出了史学和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鉴古而知今,还应对未来的精神重建尽一份孕育和向导的责任,因此,主张中国人对本国史应抱有“温情与敬意”。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作者反对以西方模式来套解中国历史,反对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史实,均用“专制黑暗”一语概括。作者认为,社会经济是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最上层之结构,而学术思想则是此二者间的中层干柱。历史事态之演进,总不出这三者之外。他指出,战国时期是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时期是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则是社会经济的变动。该书出版后,因其境界之高与议论之卓,被当时学术界称为近几十年来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之一。至今仍不失为研治中国历史的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