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东巡纪事
恭查聖駕每日寅末卯初動身己未午初入營路中常多乘馬入營後宮門甚嚴聽事官員俱在外層白布城外侍立嚴禁聲音營盤總要寬闊欽派儀親王稽查大營慶郡王稽查尖營將軍每日隨營駐扎隨駕行走並在前查看修墊道路臨營先到大營更換衣服在宮門外站班後恭候召見晚膳後膳牌發出以後始回他坦
纪丰润张学士马江战事本末
直隶丰润张学士，名佩纶，字幼樵。其先世雨樵中丞，仕至安徽巡抚。学士以同治庚午辛未联捷入翰林，年甫冠，未娶也。甲戌散馆授编修，光绪丙子大考二等第二，擢侍讲，旋转侍读。学士长身伟干，天资聪颖过绝人，读书目十行并下。初入塾，一日背诵鲁论至泰伯第八。既以丰才硕学，置身玉堂，职地清旷，则日与张文襄之洞，宝竹坡廷，陈伯潜宝琛，黄漱兰体芳诸芸署名流，颉顽上下，究心经济学，考核中外利弊，兼及东西洋舆地，交涉战守机宜，期有用于当世。
宦游偶记
上下两卷，为陈惟彦晚年所著的笔记作品，所记为作者为宦的亲身经历，一则一事，具有回忆录的性质。于1912年成书，1918年梓行，为《强本堂汇编》之一种。前有陈澹然题词，严修续和作者自序。上卷主要记在贵州的从政经历，计有《辨开州无教案》、《断杨氏承袭事》，《争开州报灾事》、《书田其嘴事》、《判婺川命案》、《辞安顺府厘捐》、《整顿贵州厘金》、《免黎平票差催粮》、《缉匪得杀人案》、《记龙世渭事》、《记鸭贩事》11则，下卷主要记赴南京之后的经历，计有《查金陵厘捐》、《整顿金陵厘捐》、《记皖岸盐务》、《记与端督论辨数则》、《记美商造油栈案》、《记日本购米》、《辞查皖南道》、《莅湘始末》、《整顿淮鹾》、《撤西鄂湘掣验》、《辞皖财政司长》、《附记密查云贵总督案》12则。
庚申君遗事
顺帝名妥欢帖睦尔，明宗之长子。母罕禄鲁氏，名迈来迪，郡王阿儿厮兰之裔孙也。初，太祖取西北诸国，阿儿厮兰率其众来降，乃封为郡王，俾领其部族。及明宗北狩，过其地，纳罕禄鲁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当泰定帝之崩，太师燕铁木儿与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即位，以明宗嫡长，复遣使迎立之。明宗即位于和宁之北，而立文宗为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复正大位。
妇人集
一卷。清陈维崧(1625—1682)撰。陈维崧，字其年，号迦陵。宜兴 (今属江苏)人。康熙十八年 (1679)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入馆修《明史》，后病卒。著有 《箧衍集》(已著录)。是集收录了有关明末清初一些颇有才气和行为贞烈女子的资料(包括其生平及著述等)，如长平公主、宗梅岑、袁氏三女、桐城姚夫人、会稽商夫人、钱塘陆么凤等。每述一人，辄详述其生平事迹 (尤其贞烈之行)和主要著述，并广征博引，于文中详加注释。集中所述及妇女的故事，大多有哀怨，凄惋之意，反映了战争年代，国破家亡流散妇女的悲惨命运。是一部研究明末清初、尤其是南明妇女问题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书。其所引之材料，如董以宁 《楚游闻见录》、汪婉 《钝翁说铃》、钱谦益《文江集》、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等亦是研究明清之季笔记小说的参考材料。现存最早刊本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如皋冒丹注。后重刻于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1846)，录入 《海山仙馆丛书》。
玉堂荟记
笔记。明杨士聪撰。二卷。士聪字朝彻，号凫岫，济宁(今属山东)人。崇祯进士，明末供职翰林院(别称玉堂)，入清官至谕德。崇祯十六年(1643)成此书，凡二百八十三条，约五万字。多据闻见记晚明时局朝政、物态人情，如叙宗藩仪节、经筵讲书、科举“选贡”之例、“监视”之设等，皆有裨补史传。于晚明时政颇敢讥评，多切中时弊，如记宫中耗费金银，全凭内监口说，无处稽考;锦衣卫职重，诏狱踵接;朝官逢迎、贿赂，不轨于正等等。余如记建文帝墓在西山、苏有功被擒解京，一度逃走等，不见他书记载，足广异闻。唯多杂戏笑不经、神怪猥亵之琐事。有《借月山房汇钞》、《泽古斋重钞》、《嘉业堂丛书》和《丛书集成初编》等本。北京图书馆现藏钞本二册， 为善本。
西征日录
明杨一清(1454—1530)著。杨一清字应宁，云南安定人，少年随父迁居丹徒(今江苏镇江市)。成化间进士，历任陕西督学、陕西巡抚。正德初，受命为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军务。在任期间，建议朝廷拨出大量款项修整边墙、碉堡，增戍兵卒，加强守备。后因与太监刘瑾不和，以“冒破边费”下狱，不久免官赋闲。正德五年(1510)，宁夏安化王寘鐇反，武宗被迫再度起用杨一清为总制军务。杨一清从镇江起程奔赴西北，未至事已平。后又历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军务、内阁首辅等职，一生对明朝的西北边防有重大贡献。该书便是他对正德五年出征的详细记述，对于研究明代西北边防设施、西北交通和正德五年的宁夏事变，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有明代沈节甫编《纪录汇编》本。
天变邸抄
天变邸抄是1626年（明朝明熹宗天启六年约五月间）在北京一份由民间报房编辑发行的邸报。内容集中报道了同年5月30日（天启丙寅五月初六）爆发的王恭厂大爆炸。“天变邸抄”四字是由收录者自己添加上去的，意为报道王恭厂灾详情的邸抄。“天变”源于当时的一条上谕，系因为厂灾爆发正值明朝政局不稳之时，故爆炸事件被理解为上天示警。